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出版于1961年
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指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
新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的划时代意义是：它结束了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但这个“第一本”为何迟至1959年才开始编写，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2个年头才出版？
“第一本”的最初编写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得到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的范围包括思想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领域。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开始发生意见分歧，1958年，苏联撤走了在中央高级党校的专家，中国人自己编写教科书就迫在眉睫。
1959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理论工作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理论小组，作为中央文教小组的分组，由康生、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遵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中央文教小组布置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任务的具体要求是同时编六本书，其中北京地区编三本，外地编三本。由于任务紧急，中央书记处要求半年写出初稿。而康生、陈伯达等则采用“层层减码”的办法，将编写时间缩减为三个月。陈伯达在召集教科书编写会议时提出两条要求：一条是要写书，一条是1960年2月15日完成。康生则在会上讲，哪个省2月15日交卷，就算红旗。
于是，各编写单位马上抓紧写作。六本书稿完成上交后，1960年2月下旬中央理论小组召集参编人员的代表及部分理论工作者共50余人到中央高级党校对之进行讨论。书稿讨论的总结性会议在1960年4月24日进行，这个会当时叫座谈会，主要是康生、陈伯达等人讲话。康生在会议一开始就声称自己对各省写的书“一本也没有看”。他说把各地送交的书稿装了一皮包，但没有单自给毛主席看，而先给邓小平同志看，后来主席都拿去了，并且看得很有兴趣。
在座谈会上，胡绳借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名字，说六本书最后定为一本。而康生这时插话，说“是陆定一”（其意是说六本书各有特点，就把大家的优点集中起来编一本）。
教科书的书名是胡绳定的，叫《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是两个“主义”，韩树英颇费思量。
座谈会上提出的“陆定一”实际定于党校本。1960年夏秋，中央理论小组作出调整，教科书由胡绳、艾思奇共同主持、组织编写。胡绳和艾思奇自始至终主持编写工作，并拟出了写作大纲。艾思奇在指导各章的起草时，说没有哪一个是专家，咱们大家一块编，先研究一下要点，哪一章写什么。编写时大体四个人一组合写一章，写出了初稿，就全体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再着手下一轮。
书稿完成后，已是1961年夏。终审定稿时，胡绳、艾思奇、关锋、韩树英、肖前、邢贲思一行6人前往北戴河终审定稿。当时工作的程序是根据胡绳的安排，主要是一章一章逐段地通读，一段读下来，胡绳和艾思奇同志问大家有否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小的文字上的提法问题当场定，个别段落需要重写的拿出修改，第二天再讨论。
韩树英说，教科书的书名是胡绳定的，就叫《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是两个“主义”，韩树英颇费思量。审稿结束后的一次会上专门讨论了署名问题。胡绳说主编就是艾思奇，上面决定就这样定。据邢贲思的回忆，在署名问题上，胡绳很谦虚，说自己不是搞哲学的，而且党校教师是主力，主编就不挂他的名。韩树英在谈及署名时记起这么一件事：艾思奇到陈伯达家里请示过，陈伯达的意思是艾思奇搞了一辈子哲学，应任主编，因而最后决定由艾思奇一人署名主编。
中国的这个第一本教科书，卢国英认为它是一本高水平的好书，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教科书更好，当时中国哲学界没有人不承认这本教科书“是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卢国英的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也经受了历史检验。卢国英也谈到教科书的历史局限性：它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对苏联教科书的借鉴和摹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全面挖掘和完整阐述。
据中央党校几位教授回忆，毛泽东得知这本教科书编成后曾这样说：“我们中国有了自己一本半教科书了。”（毛泽东这里说到的“半本”，是指由于光远、苏星主编，并已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没能编出来。）但毛泽东对哲学教科书没有作任何评价。也许，这种不评价实际上就是评价。中国的“第一本”是临帖后写的第一行字，它终归是中国人独自写成的，尽管尚不尽如人意。
第一本哲学教科书的出版及其留下的理论学术话题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人用自己编的教材取代了采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该书196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第1版很快销售一空。1962年8月又出了修订后的第2版。至第5次印刷时，它的销数已达93.7万册，此外解放军系统内部亦印制了数十万册。1978年，该书经韩树英、王哲民、肖前等人校改后，重印15次以上，总数远远超过200万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夏在北戴河修改完成之时，毛泽东曾与老友李达相约庐山，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据陶德麟教授回忆，8月20日毛泽东约李达到他的住所长谈了近4小时，讨论到不少哲学问题，并表示对苏联教科书“一统天下”很不满意，故要李达将《社会学大纲》加以修改后出版。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在书页上写了255个字符的批注。在批注中，毛泽东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将辩证法三个规律平列的做法，并阐述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体系。可惜，这本历经5年完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未及出版、下册正在撰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至1978年，陶德麟才将书稿加以修订，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同时，肖前等教授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肖前教授又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与此同时，各省市、各高校开始自编哲学教科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遍地开花。迄今为止，“原理”类教科书在全国已达数千本，仅国家图书馆就收藏了400本左右。但是，这些教材的基本体例、篇章结构和内容、叙述的话语方式，多与1961年版的“第一本”大同小异。其篇目、行文或举例虽有增删、修改，基本框架则没有大的突破。
“第一本”留给我们的一个学术话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怎样使以苏联教科书为范型的这个“第一本”达到自我升华和超越，以撰写出“第二本”更加全面、系统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从根本上说，对“第一本”的升华与超越就是中国哲学界的自我升华与超越。这种升华与超越的前提是：在广泛深入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须知，马克思是哲学巨匠而不是“原理”哲学家。
作为思想英雄，马克思有着常人难及的智慧，由于他的勤奋使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全面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广涉经济学说史、语言学、自然科学、民族学、地理学等。显然，要真正达到自我超越，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丰富内容，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话语和某些观点从其思想体系中剥离或肢解出来，使之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再把它变成若干“原理”。须注意的是，如果解释者自己读书很少，又以自己贫乏的知识去解读马克思，那么马克思会在解释者的笔下变得同样贫乏。如果连马克思的书都未认真去读，这就不具备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能力。这样，编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理解，尽管其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并不真实、完整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作者：中央党校教授 胡为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