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是西夏国《维摩诘所说经》

1965年，浙江省温州市白象塔出土了一批北宋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件《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160余字，经文有直行排列，也有半环状弯曲排列。1987年温州博物馆金柏东先生研究认为，这件残页经文是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活字印刷品，也是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实物。但是因其字有交叉现象，有一些学者对是否为活字印刷品有不同意见。

1908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挖掘出土大量文物，其中在一个“辉煌舍利塔”出土2000册印本和西夏时期的文献。史金波先生20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社科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进行联合研究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工作过程中，曾三次到圣彼得堡，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大乘百法明镜诘集》、《三代相照言文集》、《德行集》等十几种活字印刷品。

其中《维摩诘所说经》有写本、雕版印本、活字印本。该经书活字印本有两个版本，活字印刷特征均十分典型，主要表现为：

一、活字印刷品同一页面中字形大小不一，字体肥瘦不同，笔划粗细不一。原因是活字制作不一定是一次制作，也不一定是一人制作。雕版印刷同一块版为一人雕刻，字形、字体及字的风格特点完全一致。

二、活字印刷有的字形歪斜，字与字之间距离不等、高低不平。印刷出的页面有的字边缘有印痕，字与字之间着墨浓淡不一。这是活字需单个制作难以规范，排版技术尚不成熟所致。而雕版印刷因为是一块木板整体雕成，当时已是成熟技术，不会出现这种质量问题。

三、字与字之间距离较大，不存在字与字有撇捺等笔画相连的现象。这是因为活字印刷字均是单独刻成，不像雕版印刷那样，字都刻在一块木板上，字间距离较小，比划可以相连。

四、活字印刷版心的四边栏线，有的交角处不相接，有明显空缺；有的栏线过长，超出应该相交的栏线；有的栏线中间断开，上下粗细不一。这是制作栏线规格不够精细统一，拼版技术不精的原因。雕版印刷都把栏线雕得十分精致美观，决不会出现当时活字印刷这种“质量问题”。

根据《维摩诘所说经》的这些显著特征，被国内外专家一直认为是泥活字印刷品。因为发现它还印有西夏仁宗尊号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醇睦懿恭”，所以断定其印制年代为西夏仁宗大庆二年（公元1141年）之后的仁宗年间，为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实物。

与《维摩诘所说经》同时出土的活字印刷文献中，发现有的文献有关于活字印刷的明确记载，使学术界对西夏时期应用活字印刷技术不容置疑。如西夏晚期的《三代相照言文集》是西夏文活字印本，共计41页82面，系佛教禅宗著作，末尾有发愿文3面半，22行。发愿文为僧人道慧和朋友慧照所作。在发愿文末尾有3行题记：

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

清信发愿相僧道慧

字活新印者陈集金

“□”字为原文缺失，参照发愿文应为“照”字。题记与发愿文完全相符。其中最后一行非常明确地记载活字印刷人是陈集金。

黑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语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是抄自印本的写本。在该经的末尾有15行题款，其中前14行都是印本题款，是抄写者在抄写经书时把末尾的题款也全部抄录下来。题记把该经翻译、校对、印刷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其中最后部分是关于该经书活字印刷的内容：

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出家功德司承旨云智有

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工院正王忠敬

光定丙子六年六月?日

这部经书印刷于光定六年（1216年），已到西夏晚期。活字印刷的两个负责人云智有、王忠敬，各有很高的官职，同时又有相同的官职：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史金波先生研究认为，这个职务是朝廷管理活字印刷官职，这时已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160多年之后。西夏不仅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同时崇佛礼佛，大量抄写印制散发佛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积极引入和发展毕昇活字印刷技术，设置官员管理活字印刷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西夏文的活字印本，除黑水城之外，在宁夏贺兰山、灵武和甘肃敦煌、武威等地发现多种。充分证明活字印刷技术在12世纪的西夏已经得到较多的使用。日本、俄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西夏学界的专家，都明确肯定西夏的活字印刷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