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专篇系统论述提高土地农业利用的古农书是宋代的《陈旉农书》
中国最早专篇系统论述提高土地农业利用的古农书是宋代的《陈旉（读音“夫”）农书》。
《陈旉农书》的篇幅不大，全书共有一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总论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中卷牛说，讲述耕畜的饲养管理，下卷蚕桑，讨论有关种桑养蚕的技术。三卷合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上卷是全书的主体，占有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卷的牛说，因为牛是农耕的主要动力，在经营性质上仍是上卷的一部分，但《陈旉农书》却是现存古农书中第一次用专篇来来系统讨论耕牛的问题；下卷讲蚕桑，也是因为蚕桑是农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把蚕桑作为农书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来处理，也是这本书的首创。
《陈旉农书》对完整的农学体系的追求，在上卷的内容与篇次安排上也得到了反映。上卷以十二宜为篇名，篇与篇之间，互有联系，有一定的内容与顺序，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宜”就是合适、相称、恰到好处的意思。“夫稼，为之者人也”，农业生产首先是人的事业，《陈旉农书》的第一篇“财力之宜 ”，强调生产的规模（特别是耕种土地的面积）要和财力、人力相称。陈旉说：“贪多务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他还借用当时的谚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进而提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财力之宜”虽然着眼于财力，但落脚点却在于耕地面积的大小。
而耕地面积除了本身的面积大小之外，还包含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地势即其中之一。于是陈旉在接着的“地势之宜 篇”便着重谈土地的规划利用问题。地势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土地的规划利用，同时也影响到耕作的先后迟缓和翻耕的深浅，于是在“地势之宜篇”之后，接着便是“耕耨之宜篇”。复由于耕耨有“先后迟缓”之别，由是又引出了“天时 之宜”的问题。指出：“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强调“顺天地时利之宜”。
在此基础上，再来谈各种农作物的栽培，于是有了“六种 之宜篇”。本篇中主要讨论了几种旱地作物的栽培时序问题。庄稼种的好坏，有赖于人，因此农家居住靠近农田，便于照顾耕作，所以把讨论农家住宅布置的“居处之宜”安插为第六篇；居处的远近只是一种客观，真正要提高土壤肥力还得靠人的主观努力，这就是“治”。
在“粪田之宜篇”中，陈旉提出了两个杰出的关于土壤肥力的学说，一是“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二是提出了“地力常新壮 ”的论断。谈到治，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人事，甚至于鬼神。于是有“节用 ”（勤俭节约）、“稽功 ”（奖勤罚懒）、“器用”（物质准备）、“念虑”（精神准备）、“祈报 ”（敬事鬼神）等篇，但是，人事的问题不光是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准备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个技术性问题，于是，书中还专有两篇谈论水稻的田间管理和水稻育秧 技术，即“薅耘之宜篇”和“善其根苗篇”。
《陈旉农书》 从内容到体裁都突破了先前农书的樊篱，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农学体系。上述十二“宜”和“祈报 ”和“善其根苗”两篇所论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十二宜的内容
1、财力 生产经营规模要和财力、人力相称
2、地势 农田基本建设要与地势相宜
3、耕耨 整地中耕要与地形地势相宜
4、天时 农事安排要与节气相宜
5、六种 作物生产要与月令相宜
6、居处 生产和生活须统筹规划
7、粪田 用粪种类与土壤性质相宜
8、薅耘 中耕除草 必须因时因地（势）制宜
9、节用 消费与生产要相宜
10、稽功 赏罚与勤惰相宜
11、器用 物质准备要与生产相宜
12、念虑 精神准备与生产相宜
《陈旉农书》 卷中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耕牛的问题。陈旉认为，衣食财用之所从出，非牛无以成其事，牛之功多于马。强调人对于牛必须要有“爱重之心”。卷中所提到了耕牛问题主要包括牧养、役用和医治三个方面。牧养时必须做到“顺时调适”，牧养结合，牢栏清洁。役用时必须做到“勿竭其力”，“勿犯寒暑”、“勿使太劳”。医治方面则提出了辨证施治，对症下药的原则，同时提出要注意防止疫病传染。
《陈旉农书》 末尾一卷是蚕桑。内容包括种桑、收蚕种、育蚕、用火采桑、簇箔藏茧等五篇，详细地介绍了种桑养蚕的技术和方法。种桑之法篇中主要介绍了桑树 的种子繁殖方法，还提到了压条 和嫁接 等无性繁殖方法。收蚕种之法篇则介绍了蚕种的保存、浴蚕、蚕室和喂养小蚕的技术；育蚕之法则强调自摘种，以保证出苗整齐；用火采桑之法，提出在给蚕喂叶时，利用火来控制蚕室湿度和温度的方法，还提到了叶室的作用。簇箔和藏茧之法，介绍了簇箔的制作和收茧藏茧的方法等。这部分内容，为后来《王祯 农书》 “蚕缫门”所引用，并被冠以“蚕书”，或“南方 蚕书”的名字。
《陈旉 农书》 的篇幅不大（连序跋约共12500字），但内容比较切实，在中国农学上表现了不少新的发展。万国鼎将其中比较突出的归纳为下列六点：
（1）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地讨论如何提高土地肥力和增进土地利用；
（2）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两个杰出的对于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则；
（3）不但用专篇谈论肥料 ，其他各篇中也颇有具体而细致的论述，对于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有不少新的创始和发展；
（4）这是现存第一部专门谈论南方水稻区农业技术的农书，并有专篇谈论水稻的秧田育苗；
（5）具有相当完善而有系统的体系。
陈旉《农书》本是以南方水稻农业为主要对象有著作，何以要用一个专篇来讨论旱地作物地栽培呢？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南方虽以水稻种植为主，但旱地作物（陆种）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人们更是从防御自然灾害的角度来强调旱地作物的种植，从政府的诏令和地方官员的劝农文中就可以看出，劝种诸谷的目的在于防灾，以备在青黄不接或水稻歉收的情况下解决生计问题。“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这是当时举国上下的一致认识。
为此，政府在积极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的同时，也致力于向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南方普及旱地作物种植，如，北宋淳化四年二月，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进入南宋以后，政府亦屡屡下诏，谕民杂种粟、麦、麻、豆。一些地方官吏也此下发了许多劝农文。这些诏令和文告无不强调杂种诸谷的防灾意义，如，南涧《建宁府劝农文》：“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但使五谷四时有收，则可足食而无凶年之患。”《又劝农文》说：“粟麦所以为食，则或遇水旱之忧，二稻虽捐，亦不至于冻馁矣。”“俾民多种二麦……盖以丰为不可常恃，欲备荒歉，而接食也……若高原陆地之不可种麦者，则亦豆粟所宜。”
《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篇的指导思想和政府的有关诏书以及地方官的劝农文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备荒、续乏、继绝。本篇开头便说：“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馁之足忧哉。”本篇结尾又说：“《诗》曰：‘十月纳禾稼，黍稷穜稑，禾麻菽麦’，无不毕有，以资岁计，尚何穷匮乏绝之患耶。”由此，也可以证明，陈旉所谓的“六种”也即陆种。
然而，仅仅知道杂种诸谷的意义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明了种植的方法，才能真正地取到作用。众所周知，陈旉以前，中国的北方已有数千年的旱地作物栽培历史，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通过农民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传，记载在象《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这样一些农书之中，而且还通过人口的迁徙，传播到了南方地区，促进了南方旱作栽培技术的发展。
但是，南方在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有不同于北方的特点，南方的旱地作物栽培自然也不能照搬北方的技术，因此，研究南方旱地作物的栽培方法，也就成为当时农学家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农书》成书于南宋初绍兴十九年（1149），正值两宋之交，当时北方人口由于战乱，而大量南迁，促进了以麦为主的旱地作物（陆种）的发展，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随着南方旱地作物的发展，也要求人们及时地总结南方旱地生产的经验，“六种之宜篇”正是总结南方旱地作物栽培技术的产物。本篇大致按月份，介绍了麻枲、粟、油麻、豆、萝卜、菘菜（白菜）、麦等的整地、播种、耘锄、施肥、防虫、收治等等事项。但是由于《陈旉农书》是以水稻种植为主要内容，所以有关旱作技术的内容比较简略，况且事属初创，也难臻完善，其后《王祯农书》对于南方旱作技术又有了很大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