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工人身份的共产党党员是徐梅坤

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第一次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进行“国民革命”。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在草创时期，陈独秀的周围只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党组织当时凝聚的战斗力：一是从法国回来的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一是由苏联归国的瞿秋白、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等；此外，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有李大钊、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

陈独秀感到，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结合一个工人入党，在党内听不到工人的质朴语言，也无人能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很是遗憾。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独秀在《民国日报》编辑部邵力子处认识了徐梅坤——经过多次深入交谈后，了解了徐梅坤29岁，比自己小13岁，但已在萧山和杭州从事农民运动以及筹建印刷工会苦斗多年，是被迫逃离家乡的一个印刷技术熟练的工人。于是，陈独秀诱导动员，在1922年1月介绍徐梅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共产党就开始有了第一个工人党员。

（一）

徐梅坤（堃），浙江萧山（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1893年生。16岁开始做印刷工人。在家乡时，与早期共产党人沈玄庐、宣中华熟识，曾参加过农民协会；在杭州筹建印刷工会失败。1921年逃沪，转入《民国日报》为排字工，因而与邵力子熟识。继而通过邵力子认识了陈独秀。
早些时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初到中国，他曾试着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但毫无成就。
徐梅坤入党之后，向陈独秀建议：先在印刷工人中活动，印刷工人有知识、不是文盲，比较容易开展工作，筹建工会。陈独秀同意了。陈独秀写了封信，介绍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认识了沈雁冰（茅盾），又由沈转介徐进入了印刷厂。不久，徐梅坤动员一个照相制版工和一个绘图工加入了共青团。继而又发展、吸收商务编辑所一名工人入了党。从此，徐梅坤在印刷工人中大展宏图，上海的四大书业：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书局都先后有了地下组织。
1923年初，由于印刷业的工运蓬勃发展，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徐梅坤任主任，调杭州的郑复他任副主任（1927年郑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被捕牺牲）。这一年又发展中华书局毛齐华入党；1924年吸收世界书局沈阿龙，1925年吸收大东书局陆立之入党（陆协助徐梅坤破获了军阀孙传芳杀害工人领袖刘华疑案）。
徐梅坤不仅踏实地抓上海工运，又专程去杭州建立党组织———开始由四名党员成立杭州小组：徐梅坤任小组长。除了杭州，徐梅坤也到绍兴、宁波活动，奠定了浙江省委的地下基石。
党的“二大”之前，中央的人事方面有些变动。少数高层知识分子想退居书斋专司理论研究，不愿担任党的工作，也不愿接近群众，例如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辞去了党支书的职务，和他的爱人一同脱党。徐梅坤几次去陈家劝驾，敦请陈望道继续抓工作，陈坚决不干，意识上有些轻蔑群众工作，认为太幼稚无聊。后来是张太雷接替了陈望道的书记职务。
“二大”之后，党中央决定改设四个区委员会：北方区、两湖（湖南、湖北）区、广东区、江浙区（兼上海）。徐梅坤被推选为江浙区兼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开始有了工人成分的领导。
这时候，徐梅坤的公开职业是上海光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借此还亲自主持出版发行党刊《向导》工作，因为实际上他贿买了光明印刷所的老板，操纵印刷，然后将成捆的印刷品交付给“民信局”运往各地，越过邮政检查。
当时《向导》主编由陈独秀、蔡和森负责，撰稿人有李大钊、张太雷、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等。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带着毛岸英避居上海，也参加《向导》撰稿，他们寄寓在蔡和森、向警予家，于是徐梅坤每次去蔡家取稿件，也到毛家去。并且，因为杨开慧在小沙渡路工人夜校授课，由于路径不熟，晚间又走冷僻的路，徐梅坤受毛泽东之托，承诺每晚伴送和迎归；有时时间太晚，毛泽东留徐梅坤过夜聊天。主要了解浙江农民运动情况。

（二）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徐梅坤偕同王振一代表江浙区出席。“三大”主旨在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根据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携回上海的“训令”，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四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国民党是领导革命重心，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积极工作，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三、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保留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四、促进工运的独立发展。
据说这个“训令”是布哈林起草的。
头三天，大会进行例行报告。第四天，大家热烈讨论“训令”的指示，多数人是拥护的。徐梅坤和瞿秋白、张太雷、李大钊、毛泽东都赞同参加国民党投入国民革命。陈独秀认为，共产党人力不够，基础薄弱，素质不高，工人成分太少，理论水平差，合并入国民党是对的。蔡和森反对这个合并的意见，他和张国焘、王振一等都不赞成加入国民党。
徐梅坤在“三大”发言，提出应该重视农民革命问题，瞿秋白、毛泽东都同意注意农民运动，但是国际代表马林对农民问题不感兴趣，他在总结讲话中只字不提农民问题。
徐梅坤又在大会上直率地批评了张国焘搞小动作拉帮结派的非法活动，对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不光明磊落，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最后选举，原中委张国焘被排斥，陈独秀蝉联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组织委员，蔡和森任宣传委员，陈、毛、蔡加上李大钊、谭平山共5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培、徐梅坤为候补委员。
“三大”以后不久，上海工潮起伏，同时也滋生了工贼和洋奴走狗们。徐梅坤奉命组织了一个秘密支部特工小组专门惩治工贼走狗叛徒们。他们开始有了武器，是四枝手枪（在外滩的洋水兵卖出的私货）和几柄消防队用的锐利小斧头。后来，这个特工小组交由周恩来改建成“红队”（打狗队），由顾顺章掌握了。
1925年“五卅惨案”那一天，徐梅坤正因病住宝隆医院，他得悉要游行示威就溜出病房带病参加了上海大学的游行队；与陆立之参加的同济大学游行队互相呼应。当上海大学的何秉彝被枪击倒，同济大学的尹景伊也被杀害时，徐梅坤、陆立之同时被人群冲散，徐梅坤又回到了医院。但只隔了一天，他又抱病带领陆立之去参加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专为推荐陆立之见陈独秀。
同年12月，江浙区委兼上海地委以罗亦农为区委书记，汪寿华任工人部长，赵世炎与徐梅坤等四人结合为核心小组；于是有了所谓“四大金刚”的传说。而四人中又以徐梅坤为“小老头”著称，因为徐的年龄比罗、赵、汪恰好都大8岁。这一年10月间，军阀孙传芳镇压工潮，秘密逮捕杀害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华。徐梅坤通过陆立之查明了真相，揭露了军阀的狰狞面目，获得党组织嘉奖。

（三）

这一年冬天，“四大金刚”组织了一个地下党的“武装斗争指挥部”。徐梅坤、汪寿华等坐镇指挥部，策划武装斗争。
1926年5月，以“五卅惨案”周年纪念为题，发动罢工运动；自6月到9月，上海总工会所属90多个工会罢工人数到20万，于是“四大金刚”的“武装斗争指挥部”扩建成立一个秘密训练班，准备培养骨干响应广东的北伐军，并邀请赞同武装斗争的周恩来从广东回上海来讲授武装战斗的课目。
广东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所向披靡，当先遣部队到达福建、浙江边境时，福建军阀周荫人动摇了；盘踞浙江杭州的所谓“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从杭州移驻南京。这时候，徐梅坤乘机策动杭州的浙江省长兼警察厅长夏超起义———派杭州地下党员游说，送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委任状，动员他以“浙人治浙”名义驱逐军阀孙传芳，夏超同意了。徐梅坤又从秘密训练班抽调陆立之派赴杭州，充作协助夏超起义的联络员。恰在这时候，周恩来急匆匆地赶回广东（后来听说是因邓颖超流产住院），未能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
1926年10月24日，徐梅坤与陆立之约定：徐在上海龙华火车站调度室等陆的前线军情谍报，准备启动上海武装起义。陆立之到杭州梅花碑夏超的公署后，夏超见他是个少年（17岁）也不以为意，就允诺派为联络员，常驻城站火车站调度室监听前哨军情报告。很不幸，陆立之截获的军情谍报都是坏消息：前哨高地被敌军（孙传芳部队的孟昭月师）抢占，夏超起义军惨败；前线急需弹药补充而接济不上，或是错运型号不符子弹，夏超“青一色”（指青田同乡人）警察部队，敌不过军阀的老兵等等；最后，夏超在嘉兴、嘉善两地游弋时中流弹死了。徐梅坤在龙华火车站被军阀的宪兵队扣留，说他形迹可疑。徐梅坤机智地塞了钱给宪兵，称自己是上海巡捕房“包打听”（情报员）的助手，他可打电话证明。宪兵队允许他打电话，结果由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潘连璧驾驶红色警车将徐迎走了。潘是徐梅坤贿买的侦探，每月付给60银元。
第一次起义没有成功。周恩来由广州回到上海是1927年初。徐梅坤又积极筹备第二次起义。这一次，周恩来、徐梅坤偕同一个地下训练班女生周梦素（上海大学学生，湖南长沙人）在南京警察局对面租赁了一间屋，权充指挥中心，准备届时直接率领工纠队攻打警察局，缴取枪械。但这一次又未成功。原因是：国民党北伐军联系人纽永建言而无信，当我们2月22日起义信号发出时，北伐军先遣部队不策应。结果工人起义又失败了。
第三次起义是1927年3月21日。事先，由周恩来、徐梅坤、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周密部署，将约五千人的工纠队员分成若干小组，20日发动总罢工，给予军阀们一强大的心理压力。周恩来与赵世炎精确地研究了地形，徐梅坤、汪寿华奔走联络，开始切断了火车调度的麦根路运输线，徐梅坤与汪寿华先占领铁道洋桥，又与周恩来汇合，从天通庵火车站打到北火车站，在宝山路打下了军阀盘踞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东方图书馆，从21日上午一直战斗到22日下午6时，彻底摧毁了军阀部队，起义胜利了！
我们开始在上海天空中升起第一面红旗！就在东方图书馆成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又组建了“上海特别市人民临时政府”，由罗亦农负责主持；“上海总工会”由汪寿华任委员长、徐梅坤任副委员长；“上海印刷总工会”徐梅坤任委员长（王一工、陆立之为助理）。赵世炎专职负责党组工作。

（四）

三次起义成功后，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地于3月24日抵达上海。蒋介石也于3月26日随后到达。蒋介石看到上海工人有了武装，天空里飘扬着红旗，又已建立了人民的临时政府，心里有些嘀咕。于是3月29日先取缔解散了临时政府，唆使流氓帮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黑社会的所谓“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又称为“上海工统会”）与“上海总工会”、“上海印刷总工会”唱对台戏，破坏工运，收买工贼；蒋介石于4月9日去南京又设计诱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假名酒宴，被杜月笙流氓帮于4月10日砍杀。然后，发动“四一二”政变，揭掉了“共同奋斗”的假面具。
在4月10日，杜月笙以“共进会”、“工统会”名义送请帖邀汪寿华酒酌时，徐梅坤断定这是不怀好意的“鸿门宴”，劝阻汪寿华，并愿代为赴会。汪寿华以为，如果不亲自去，流氓帮必在工人群众中散放谣言说工人怕瘪三，他要自己去“走麦城”，即使中计也义气千秋。结果不幸而言中，汪寿华一步入“杜家花园”就被乱刀捅死了。
4月11日子夜，新军阀周凤歧第二十六军（原浙江地方军第二师投诚北伐军改编）奉命包围上海总工会和工纠队总指挥部，以工贼便衣队为前导攻击缴枪，周恩来与徐梅坤被围困在工纠队总指挥部（东方图书馆）。激战到天明，我们以武力悬殊被缴了枪。
4月12日清晨，周恩来、徐梅坤、赵世炎等，不顾彻夜未眠的战斗疲劳，立即召集大家到闸北青云路上海大学外广场开群众大会。决议游行示威，指定陆立之领队到周凤歧司令部去请愿，要求发还工纠队的枪支。因为这几百枝枪是工人流血战斗从军阀部队缴来的。北伐军进入上海未用一枪一弹，应该归功于上海工纠队。但是，这一天群众游行队伍却遭到新军阀的血腥镇压，我们无数的徒手人群都倒在大屠杀的血泊中。这一页血泪史将永远高悬在耻辱柱上，世世代代的人都不会忘记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徐梅坤奉周恩来嘱托，在事变后的伤残病房中和慈善山庄尸体中去寻觅牺牲者；又由徐梅坤化装掩护周恩来，送到江湾郊区徐家宅隐避，再由江湾孙津川（工纠队第2队队长）的老母亲伴同徐梅坤，将周恩来送上“怡和号”轮船去了武汉。
徐梅坤又通知杨贤江、陆立之转移武汉，他自己准备留在上海办一印刷所（已与陆立之合力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三洋泾桥建立了新的排字房）为地下党的《国民新闻》工作，但未能实现。
上海的白色恐怖嚣张，即使是租界也一夕数惊，工贼流氓盯梢捉人，制造“狼虎成群”的阴森气氛。徐梅坤奉调去杭州重建党组织，不幸在杭州被捕入狱，判了重刑。十年后，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徐梅坤与陈独秀同时出狱，但他已病瘫，瘦骨嶙峋，不能举步了！
又过了十年，大陆解放，徐梅坤与包惠僧、罗章龙等均因重病缠身无法工作，受党的照顾改任国务院参事。解放后的新天地使徐梅坤感慨万千，他非常怀念老战友，曾与陆立之谈述往事，老泪涟涟。最后，受陈云鼓励写了半卷《九旬忆旧》，可惜未及完稿就长逝了。1986年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