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史上首场篮球决赛由奥运史上首位中国主裁判舒鸿宣布开球

1936年6月26日中午，10岁的舒昌荣紧紧抓着7岁的弟弟舒昌耀的手。此时，兄弟俩夹杂在上海码头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与所有人一样，向一艘名为“康德浮台号”的邮轮挥手告别。舒昌荣朝邮轮张望了好一阵子，却始终没有发现父亲舒鸿的身影。“康德浮台号”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1936年7月，第11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

1936年8月15日下午，正当舒昌荣陪母亲逛街时，突然，上海街头一阵躁动，到处都是小报童响亮的声音，“号外！号外！舒鸿为国争光！”

父亲为国争光了？舒昌荣觉得难以置信。他连忙买来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大标题格外显眼——《美加篮球决赛，我国舒鸿担任裁判》舒昌荣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父亲一直是代表团的篮球队助理教练，怎么又成了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判呢？

70年后，当年近八旬的舒昌荣老先生谈起父亲舒鸿的时候，老先生天真而自豪地说：“那天（1936年8月15日），中国体育界沸腾了，因为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裁判。”

1936年8月16日下午，上海大街小巷率先沸腾的一幕：报童们高举报道体育消息为主的《时报》、《申报》的号外，不断奔走呼喊：“请看舒鸿当上第十一届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人们争相购报，一睹为快。消息很快传到国立浙江大学校园，全校师生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翌日，全国各大报都用显著的版面、特大的字号，报道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美国对加拿大篮球决赛，由中国舒鸿出任主裁判的消息，还连篇累牍地详述在各国篮球主裁如林、我国奥运项目与奖牌无缘的背景下，舒鸿争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奥运篮球决赛主裁判资格，人们昵称舒鸿是“奥运金哨”第一人！

中国第一位奥运主裁舒鸿于1895年出生于东海之滨慈溪（今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1925年获美国克拉克大学硕士学位，1934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浙江分会副主任、浙江省篮球协会主席等职。

抗战军兴，舒鸿随校西迁。1938年仲秋，师生刚到宜山不久，舒鸿在组织学院篮球联赛基础上，选拔优秀队员组建了学校篮球队，并任主教练。在敌机骚扰下，校篮球队训练不辍。于是校篮球队名扬四方，战绩辉煌。

当年校篮球队队员陈裕民问过舒师，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你是如何当上国际篮球主裁判的？舒师说，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被欧美人看不起，篮球是奥运会主项，绝不会轻易让中国人当主裁判。我之所以能当上，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人家看不起我们，我却看得起自己。中国人并不比洋人差，虽然在运动项目上未获金牌，但在裁判上，我可以为国争光。有了这种信念，我凭留美专攻体育的学历及硕士学位，加上体育教授职称和国内重大国际比赛中担任过主裁判的经历，经国际裁判委员会批准，担任了奥运会篮球主裁判。通过预赛中多场执法，博得裁判委员会及教练员、运动员的赞赏与好评，最后荣当美国对加拿大的篮球决赛主裁判。尽管美、加篮球队水平相当高，比赛激烈，只要去掉一个怕字，公正执法，做到心到、眼明和哨快，最终得到大家的好评。

舒鸿载誉归来，受到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师生的热烈欢迎。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体育教学及裁判工作。无论是全国性的重大赛事，还是中学间的比赛，他都继续公正执法。如1948年当过上海举行的旧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篮球裁判长，也当过杭州市中学生篮球锦标赛的主裁判，他从不因小赛而拒聘或马虎敷衍。由于裁判工作出色，他深得同行和球迷的爱戴与尊敬。

在校内，舒鸿与同事感情甚笃，对学生和蔼可亲。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他坚决贯彻学校的有关规定，不仅每学期认真上好体育课，做到体育课缺课超时限或考试不及格者必须补考合格才准予毕业，而且在国内首先实行全体学生一律参加课外体育运动的制度。他多次陪同竺可桢校长踏勘澄江、湘江和湄江，为师生开辟天然游泳场，于是才有本文开头的一幕。特别在竺可桢校长批准舒鸿的请求后，他购地40余亩，精心规划，在湄江畔山背建起贵州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400米标准跑道运动场，并于1944年5月4日举行了抗战以来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全校运动会，推动了学校以至贵州省的体育事业，也为抗战时期高等学校体育史添上浓重而多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