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是《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先武力“接收”东北，王芸生愤而写社评《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谴责中共“进攻的战术，常使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地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新华日报》立即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回应：“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
如果说张季鸾的温文尔雅让国共双方都想争取，那么王芸生的犀利孤傲则让双方都误会他是对面的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逐渐病入膏肓，王芸生的批评也愈发尖锐。蒋介石对陈布雷感慨：“张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1948年，王芸生因激烈反对国民政府勒令《新民报》停刊，激怒蒋介石，《中央日报》在陈布雷授意下骂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王芸生与陈布雷就此翻脸。
胡政之香港创业保文脉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不参加，面子上挂不住，就软磨硬泡党外人士参加。蒋在南京召见胡政之，傅斯年也在座。蒋满脸怒气，一言不发；傅斯年发话道：“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硬着头皮到大会签到处报到。实际上他没有出席会议，签到第二天就直接返回上海，在大公报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
不久，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出现一幅漫画，题为《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7年2月，解放军由防守转为反攻，内战形势大逆转。胡政之清楚地知道，国民政府命不久矣，而他参加过伪国大，新政权也不会容他。为了继续办报，他决定复刊香港。当时国统区金圆券以自由落体之势贬值，筹措外汇极其艰难，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胡政之铤而走险，保住了《大公报》的文脉，使其在香港绵延至今。
迁至香港时，胡政之带去了一名经过严格选拔新入职的翻译，他年仅24岁，名叫查良镛。他在香港《大公报》开武侠专栏，用了一个后来传遍整个华人世界的笔名：金庸。
超负荷工作和心理压力使胡政之健康崩溃，香港创业一年之后，他在报馆病倒，1949年4月逝世。令王芸生悔憾终生的是，他不仅未能出席胡政之葬礼，连封唁电都没能发，因他当时正在解放区。
改组“反动报纸”
胡政之去香港后，王芸生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思何去何从。恰在此时，女记者兼地下党员杨刚奉组织之命，来上海动员《大公报》投靠共产党。杨刚向王芸生保证，沪津渝港四地报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终于下定决心，北上平津，拼老命把《大公报》的基业保下来。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了解情况。
此时已没有回头路。1949年2月27日夜，王芸生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等人，在乔冠华、潘汉年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登上著名的“民主之舟”–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从香港启程赴北平。在港期间，王芸生接到噩耗：解放军攻下天津，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电报中说道：“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名，不能出版。”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杨刚为党组书记，创刊号发表同仁宣言，将《大公报》批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报纸”。
王芸生说，如果当年他及时看到了这份宣言，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北上。仅改名一事，已使他万念俱灰。杨刚认为，她当初“策反”王芸生假意许下承诺，是工作策略，所以她再见到王芸生时，“连脸都不红一下”。《大公报》是中国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国际性报纸，西方新闻界对改组事件也一片哗然。舆论压力下，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不易名，不改组，王芸生仍任总编辑。
1949年5月27日，王芸生和杨刚随军进入上海，两人都穿着解放军军装，头顶“八一帽徽”，踏进报社时，一直在编辑部工作的老人说：“差点儿认不出是芸老了。” 就在这一天，当年与大公报在上海并驾齐驱的《申报》，出版了第25599号后宣布终刊。6月17日，《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这篇宣言虽然署名王芸生，但经过杨刚数度“审阅”，用词和文风与她为《进步日报》写的宣言如出一辙，只是语气稍缓。
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
1952年，重庆《大公报》完成公私合营，改组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大公报》在大陆只余上海一块阵地。王芸生认为一份全国性的大报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郑重写了一封长信托陆定一转交给毛泽东。一周后，毛泽东召他进中南海，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负责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毛泽东拉着王芸生的手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报社虽北归，但社会环境已剧烈变化，全新的《大公报》作为一张社会主义财经宣传报纸，没有可能恢复往日风光。当年粪土万户侯的王芸生，脾气也不得不改变。1953年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争执，毛在斥责梁的过程中，突然说，“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列席会议的王芸生立即站起来：“这话是我说的。”然后就再没敢坐下。
1957年，《大公报》群星陨落：采写日本投降仪式的朱启平，二战战地记者萧乾，早期党员李纯青、徐盈、彭子冈均被打成“右派”；1957年10月杨刚自杀身亡；1970年，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跳井自杀。
1966年秋天，《大公报》停刊，王芸生下放劳改。十几年后，“文革”中停刊的报刊纷纷复刊，王芸生说：“大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人论政已是明日黄花，已经没有必要恢复。”
1962年，王芸生和胡政之继任者曹谷冰合著长文：《1926-1949的旧大公报》，将《大公报》和张季鸾批得体无完肤。王芸生至死不能原谅自己。张季莺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1980年，王芸生走到人生终点，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不住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他还忿忿地喊道：“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