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是《大公报》

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是《大公报》，到2012年已经走过120年的风雨岁月。

1949年2月27日，《大公报》天津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改为《进步日报》，改刊宣言这样写道：“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大公报实在是彻头彻尾的一张反动报纸，名为大公，实则大私于独夫，名曰无党无派，实则是坚决地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是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等民国要人每天必备读物，胡适、丁文江、梁漱溟、老舍、钱钟书、沈从文、曹禺、胡绳等各路学者文人常年在此发表文章。这样一张报纸为什么在四面楚歌中进行如此激烈的自我讨伐？这要从1926年《大公报》复刊说起。

蒋先生不可以骂

北洋时代，《大公报》衰落以至停刊，曾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的胡政之和新闻界“名笔”张季鸾，找到商人吴鼎昌投资，将《大公报》连人带设备一起盘下。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张季鸾发表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声明言论独立，经济自存，不接受一切带政治性质的补助和投资。

《大公报》复兴与国共反目几乎是同步的，这张号称“不党”的报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跌入党争漩涡的命运。1927年4月，国民党发起清党政变，《大公报》发社评呼吁，应当认识到赤化运动兴起是因“政治不良，经济困难，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这些社评，多出自张季鸾之手。蒋介石的办公室、卧室、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唯一同享此待遇的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蒋读后者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读《大公报》才是作为一个读者，想了解真实的舆论。张季鸾越是骂蒋，蒋越把他尊崇为“国士”，张季鸾可以不经预约通报直接面见蒋。

起初张季鸾对蒋介石只是一种士遇知己的相惜之情，日军侵华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张季鸾说过，“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为了 “国家中心论”，张季鸾不惜牺牲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他对编辑主任王芸生说过，“任何人都可以骂，只要不碰蒋先生”。

只有《大公报》拿共产党当人

日军侵华之前，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围剿时，《大公报》就抵住各方压力，文章中一律称共军，绝不称“共匪”。张季鸾等人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把共产党视为在野党，给予应有的尊重。十几年之后，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途中无意间得到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建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决定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建立根据地。这则消息，出自《大公报》特派记者、26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1935年7月开始，范长江历时十个月，穿越川、陕、青、宁等地，给《大公报》发回大量旅行通讯，报道红军长征和西北民生。《大公报》出版部将这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前，没有任何报社愿意给范长江砸下考察西北的钱，更不愿冒政治风险。只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欣赏他的文笔和计划，还预付稿酬给他当作盘缠。

1936年，范长江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决定留下参加革命，但毛泽东希望他回《大公报》。归来后，范长江把他的政治主张写在社评中，措辞激烈，编辑修改他的稿子，他年轻气盛，屡有冲突。据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范长江1938年离职的导火索与政治无关。范长江要求当要闻版编辑，张季鸾同意了，可是他刚刚坐了两夜就受不了，在办公室吵：“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这句话触犯了张季鸾的职业原则，一向平和儒雅的他气得说不出话，半天才说出：“我们已经熬了几十年的夜了！是的，我们是在出卖健康！他不乐意出卖健康让他走！”

中共方面对范长江的意气用事并不满意。抗战爆发后，一批地下党员“潜伏”进《大公报》，较著名的有杨刚，李纯青，徐盈、彭子冈夫妇等。周恩来惋惜地对他们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看来已经不能挽回了，希望你们继续安心在大公报工作，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大公报》领导层对这些地下党员的身份心中有数，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然根据才能委以重任。

《大公报》严格执行一条规则，无论是谁，只要当了官，就必须脱离报社，凡有党籍的人一概不录用。1935年12月，复刊三巨头之一的吴鼎昌当了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马上就辞去社长职务。三十年代初，天津《大公报》某主任被发现是国民党，还是帮会头目，胡政之立即用巧妙手段将他逼走。相比之下，大公报对共产党员倒格外宽容。

蒋介石周恩来杜月笙痛悼张季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同仁立誓不在日寇铁蹄下出一张报，从天津日租界迁至法租界。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名存实亡，《大公报》迁至上海；南京沦陷后，迁至汉口；武汉会战爆发，迁至重庆，并在香港和桂林设立分馆六迁社址，历尽艰辛，但在此过程中，《大公报》遍地开花，成长为真正的全国性大报。

在重庆期间，张季鸾肺病加重，下不来床，每逢空袭警报响起，只得连人带床将他抬进防空洞。1941年，张季鸾住进重庆中央医院。蒋介石坐在床前，握住他的手，眼眶湿润。同时陪护在旁的还有周恩来。这个平静场景，就像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之间争夺人心的暗战已经打响。张季鸾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之一，毛泽东五十年代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作为总编，应该学学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胡适、杜月笙都是张季鸾的好友；张酷爱昆曲，常和梅兰芳、俞振飞讨论词典；他是无神论者，却和西藏达赖和班禅也结成笔友，互通书信。因此，与张季鸾保持亲密友谊，对于国共高层领导来说，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时年53岁。国共都派出了最高规格的吊唁团：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等；周恩来携董必武、邓颖超等。杜月笙也赴重庆悼念至友。当年，《大公报》初迁上海，上市头三天，发多少报纸被地头蛇买走多少，读者一张拿不到。是杜月笙出面请上海各大报老总吃饭调停，《大公报》这才在上海立足。丧礼上，杜月笙抚棺痛哭。身边人说，很少见杜老板如此伤心。

不给戴笠陈诚面子的王芸生

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接替总编辑之职。王芸生1929年为张季鸾慧眼识得，当时他屡次写文章批驳张季鸾的观点，打了几场笔仗，倒让张季鸾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欣赏，将他聘请到《大公报》。

王的才华不逊色于张，但性格比他的恩师激烈得多。他对国民党官员极为不屑，连大公报前辈吴鼎昌他都不肯与之来往，只因吴已做了官。因蒋介石喜欢看大公报，各路军政要员都想在《大公报》上露脸，不少人带红包来“买”有偿新闻，戴笠也派人来过，王芸生照例毫不客气把人轰走，把礼物扔出家门。1938年，陈诚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欲请王芸生任宣传处长，陈布雷亲自打了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送来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连钱带聘书一并退还。陈诚也火了，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

1941年12月，王芸生写社评痛批孔祥熙家二小姐用逃难飞机运洋狗和私产，并揭批外交部长郭泰祺“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此文一出，激起遵义和昆明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孔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蒋介石一怒之下罢免了郭泰祺，让宋子文接替外交部长之职。至于飞机洋狗事件，后来证实是误传，《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寄来的辟谣信函。但当时国民政府不得人心，人们都认为这是编造的官样文章，根本不相信。陈布雷请求下，王芸生又写了《青年与政治》规劝游行的学生，文章不仅未能有效平息民愤，还在若干年后，为身在新中国的他添了一条反动罪状。

重庆谈判埋祸根

日本投降后，1945 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大公报》派彭子冈全程跟踪报道。她这样写到毛泽东刚出舱门的场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这些极富画面感的生动记述，使彭子冈在新闻界声名大振，也为她埋下祸根。1957年，曾经的地下党员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9月1日一场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一贯呼吁和平的王芸生在社评中兴奋地写道，“两党领袖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9月5日，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长谈及吃饭。十几天后，《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内设宴回请毛、周、王等。席间，王芸生以比喻的形式向毛委婉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也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这段对话为王芸生后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伏笔。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到王芸生家，送给他延安的小米、小枣和一匹呢子布。王说：“小米、小枣可以收下，衣料太贵重，我不能收，我想恩来先生是知道我们的规矩的。”周恩来便收回了衣料。

与国共双方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