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或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或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1938年3月15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欧洲战云初现，危机日重。对于当地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魇的开始。一个月后，第一批犹太人便被送进了集中营。

两个月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何凤山描述了当时情景：“此时排斥犹太人之风日炽，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捣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奥籍的犹太人，大多想法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目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是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实则心存观望，依然是等待美国或者英国的签证机会。我国对犹太人的签证，态度不一致，其后因此而发生了问题。例如本馆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即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而孔祥熙院长并进一步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总人数约18万，其中的大多数又居住在维也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能否离开被纳粹控制的地区几乎就是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挑战。

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被释放。但是，要离开奥地利的话，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正如何凤山说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首选的目的国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但美国对奥移民的名额有限，而且要求申请人出具经济担保；而英国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未敢轻易放松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地区的限制；至于其他国家，或许是没有意识到犹太人的危险处境，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宽本国的移民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签证只是外交官手下的一个小小印戳，但在那个阴云笼罩的非常时期，却意味着“生存或是死亡”。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连续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令人心急如焚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而拒绝向他们伸出援手。

一位奥地利犹太幸存者曾这样描述这种绝境下的心情：“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

艾立克·哥特斯塔伯，一位17岁的犹太少年，他在连跑了50多家领事馆后，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直到1938年7月20日，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走进了中国总领馆，但这一次的努力却改变了几乎是一个家族的命运。何凤山为他和他的家人一下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由此成功逃离了维也纳。

消息传开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立刻排起了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都来到这里，以求获得前往上海的“生命签证”，而何凤山大都如其所愿，帮助他们逃离欧洲，去了上海或者转道其他地方。

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何凤山给犹太人大批发放签证的举动，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而当时国内对此也意见不一，外交部的官员大多对此持同情态度，但政府一方又害怕过分得罪德国，何况蒋介石本人是亲德国的（蒋纬国留学德国、南京政府当时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当时的驻德大使、也是何凤山的顶头上司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打电话给何凤山要求他立即停止发放签证，但何凤山不以为意。不久，陈杰以“非法出卖签证”的事由对何凤山展开调查，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悻悻而归。

在施加压力无效的情况下，纳粹当局借口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房子系犹太人财产而将之没收，企图以此阻止何凤山继续向犹太人发放签证。在向南京申请资金无望后，何凤山自己出钱租了另一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并坚持发放签证直至1940年被调离。

从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凤山究竟给多少犹太人颁发过“生命签证”，目前尚难定论，但从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上的签证号上，足以证明其事迹。据学者的考证，1938年6月时，签证号为200多号，而一个半月后，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目前发现的签证中，最大的序列号为1906号，而这是1938年10月27日所签发的。由此可以认定，何凤山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至少也发放了不下2000个“生命的签证”。一位犹太学者甚至认为，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1994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的“犹太难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不无激动的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毫无疑问，二战前后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中，很多人持有的就是何凤山所签发的签证。

中国人熟悉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这位“新四军中的白求恩”，就是拿着何凤山颁发的“生命签证”来到中国的。罗生特于1928年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当地行医，后因纳粹迫害而于1939年从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获得签证来到上海，尔后又成为了第一个加入新四军的国际人士。另一个著名的外国医生，罗生特的同乡傅莱，也是在同一年来到上海的，据说他当时身上只剩下5马克。后来，傅莱几经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投身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最后逝于北京。

何凤山，何许人也？何凤山，字久经，1901年9月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6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后考取政府公费留学德国明兴(慕尼黑)大学深造，193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3年，何凤山回湖南省政府任秘书，当年曾代表湖南省参加美国芝加哥建市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习国际公法。1935年，何凤山步入外交界并随同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组任二等秘书。赴任前，湖南省主席何健设宴为之饯行，并对他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你去外交界，可能将来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好自为之!”说完之后，又亲笔书写对联一幅相赠：“行无不可对天之事；思必有益于世乃言。”对联的大意是，做人要讲天地良心，做事要做有用之事，何凤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悬挂于客厅。

在目睹了纳粹的暴行后，何凤山对犹太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加以挽救。当年的幸存者、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丽维娅·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还住在我们家里，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多伦的弟弟后来被纳粹逮捕，庆幸的是，何凤山已经给他办理了签证。1939年，多伦与弟弟离开维也纳去了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居以色列。

1973年，何凤山结束漫长的外交生涯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凤山的义举不为人知。直到1997年9月，96岁高龄的何凤山在旧金山去世后，曾为《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她在报上的讣告中提到父亲曾在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放过签证。不久，一位素不相识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给她打来电话，向她求证当年的签证之事。这位历史学家，就是前文提到的十七岁少年艾立克。

在经过大量的发掘研究后，艾立克惊奇的发现，目前很多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他们的父母都是靠着何凤山的签证而逃离死亡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亿万富翁伊斯雷尔-辛格（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在调查访问中，辛格曾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何凤山也曾提及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一事，但只有前文引用的一个段落，极其简单。他曾对女儿何曼礼说：“我对犹太人的处境深感同情，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感到帮助他们义不容辞。”何凤山的一生淡泊名利，正如其书中说的，“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在历史学家和何曼礼等人的努力下，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壮举才公诸于世，并由当年的一些幸存者提供了有力证据。2001年1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了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展览，内容是二战期间各国外交官救助犹太人的事迹，而其中最先介绍的就是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此后，这段尘封了60年的历史终于为世人所知。同年10月，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正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的称号。次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的铭文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不久，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场名为《生命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的纪念展，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由于拯救的犹太人最多，何凤山的照片被放在正中央，极为抢眼。

世人不会遗忘勇敢、真诚与善良，历史也没有遗忘何凤山。正如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说的，“就像辛德勒一样，何博士的故事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他将成为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上海世博园里，以色列馆“海贝壳”的造型新颖别致，而其入口处悬挂了一幅中国人的黑白肖像，令众多参观者纷纷驻足观看。肖像旁的说明提示，肖像的主人系二战期间为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的民国外交官、原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

1939年至1940年期间，在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特殊时期，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是最早以发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

辛德勒是一位德国企业家，当他看到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他以雇工的名义开出了一份1100人的名单交给纳粹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从集中营解救到自己的工厂，使他们幸免于难。奥斯卡金像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让辛德勒的义举广为人知。

而在上海的犹太人后裔中，何凤山还有另外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称呼，那就是——“中国的辛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