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杂志是清末的《时务报》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杂志是清末的《时务报》。说它是报，其实它是杂志，旬刊，清末维新派刊物。

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宣传变法为主，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刊物。
1898年8月终刊，由汪康年改为《昌言报》。

（图：中国第一份杂志《时务报》）

创刊于1896年8月9日的《时务报》，是戊戌维新时期宣传维新思想最有力、影响最广的刊物。清末时期曾有人如是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可见《时务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舆论作用。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深陷被列强“瓜分豆剖”的残局。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各省在京举子联合“公车上书”，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些维新运动的有志之士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1895年10月，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相继成立，他们分别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为维新思想的宣传阵地。这一时期，游学东西洋十余载且对欧美政治制度有过实地考察的黄遵宪也回到国内，迅速投入到维新运动的洪流中。但随着守旧势力纷纷奏章弹劾，南北两地的强学会及其所创刊物在几个月内相继夭折。

1896年1月，汪康年到上海处理强学会解散的善后事宜，恰逢遇到“因强学会遭禁而愤怒不已”的黄遵宪，二人意图以办报方式使维新思想再次振兴，于是倡议在上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舆论阵地。是年8月9日，《时务报》诞生了。

《时务报》虽名为“报”，实则是一份每期30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该刊物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和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每10日出一期。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先后参与编纂的有麦孟华、徐勤、章炳麟、王国维以及马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等人。

《时务报》最初的章程主要是由黄遵宪和梁启超共同拟定，“创办时所出印公启三十条，系由启超初拟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而后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吴德潇、邹凌瀚五人共同签名后，印行数千份，散发给各地的支持友人。办刊方针也是吸取了强学会惨遭封禁的教训而慎重考虑的。汪大燮、邹代钧等人鉴于强学会因为议论时政而遭封禁，主张“转译西报、西电”，“以译西报、录西报为主”。黄遵宪强调“仍需多论政，此报本意，原为当路诸人发聋振聩也”。但是同时也赞同吸取强学会由于过于恢张而导致一蹶不振的教训，主张采取稳健的宣传策略，要求在发表政见时一定要坚持依照章程不要议论人，广泛评论的语言要尽量省略。这便是《时务报》最初的办报方针。

《时务报》一经出版，就以鲜明的变法宣传特色而受到全国维新志士的欢呼，其创刊号就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及《变法通议》两篇政论文章。第一篇是梁启超早期一篇比较系统论述报刊功能的重要论述，它不仅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而且特别强调报纸在“去塞求通”中的导航作用，同时也形象地把报纸看做是对国君臣民“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而且还具体拟定了“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等四条规则。此外它还看到了报刊的宣传功能，并利用这一功能使它成为沟通内外信息、从上到下传达维新变法思想的有力工具。第二篇是梁启超最早的一篇宣传变法思想的名文，集中宣传了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的观点，强调了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围绕“变法”，《时务报》大胆地、大量地、直白地在报刊上呼吁“民权”，要求在中国设立议院，从而使得“民权”一词在戊戌时代成为使用最积极的词汇之一。汪康年曾在《中国自强策》三篇中对中国的专制政体进行了辛辣的批评，“中国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循习至久，全国之民皆失自主之权，无相为之心，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大祸。”他指出，这种剥夺“民权”的制度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麦孟华界定的“民权”，不仅是要求君主让权与民，让民众参与政治，而且从民众的角度，呼吁民众自己不能放权，进一步对“各尽权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 的“民权”进行了细致阐述。由于影响日益广泛，其发行点很快从十几处增至一百多处，发行地区从沿海大城市延伸到边远小城镇。起初每期只销4000份左右，数月之间，发行量达到了万余份，最多时达1.7万多份，创下了报刊发行的历史纪录，成为当时影响最大、销量最大、销路最广的一份刊物。

《时务报》不仅承担着维新派宣传喉舌的职能作用，也为有志之士了解中国事务和世界动态开辟了一个信息窗口。刊物分“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路透电音”等栏目。其中“域外报译”涉及英文、日文、法文、俄文等92种外文报纸，以英文、日文为主，共计出版译稿1706篇，其中关于科学知识的资料高达145篇。其刊载题材从工业到农业，从医疗到卫生，从地理、物理到生物、化学，可谓一个“新知新学万花筒”。如1896年8月19日，《时务报》第2册刊登了译自日本《西字捷报》的《照相新法》；1897年1月23日，《时务报》第18册上又刊登了译自《横滨日日报》的文章《电光摄影奇观》，阐述了“凡目不能见之物，用劳忒根（X）光带摄影新法，即能照出影像。此法叠经精愈求精，现在不独身内骨架之外形易于见诸照相机镜内，及较大不透光之上焦易能视见，由此活人之心在身内跳动，以及骨架之影确能显见”。这两篇新闻是X光射线在中国的最早报道。1897年7月，《时务报》刊载了《瑞人挪勃而散财以兴格致》，这是中国科技史上第一次详细介绍诺贝尔和诺贝尔奖的设立。这些稿件充分反映了当时世界科技的发展以及当时维新派对于西方科技的态度，为国人了解西方先进科技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好景不长，隐没在《时务报》兴旺景象下的是创办者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1896年11月，梁启超在广州参与筹办《广时务报》，以致无暇顾及《时务报》，引致了汪康年的不满，同时也遭到邹代钧、吴德潇等人的群起反对。1897年3月，黄遵宪致函汪康年，提议引入近代化的管理模式设董事，并对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等予以赞扬。此信一出，汪康年、吴德潇等人感觉受到了制衡，大为愤慨。1898年2月，汪康年写信告诉梁启超，打算聘请郑孝胥担任总主笔，只给梁启超留下一个“正主笔”之名，遭到了梁启超的极力反对，不久梁致信汪康年，发出了“有我无你”的最后通牒。1898年，梁启超的《经世文编序》还刊载在《时务报》第55期上，此后梁启超不再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

1898年8月8日，历时两年、发行69期、风靡海内外的《时务报》最终由于管理者内部矛盾加剧而宣告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1期面世，《时务报》共发表主要政论文114篇，约有86篇明确以变法为议题。纵观其创刊前后的特殊历史环境，它既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机关，也是推行新政、开展变法运动的重要基地。正是在大批维新报刊大力的鼓舞下，维新思想才开始逐步深入人心，而《时务报》无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