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断肢再植之父”是陈中伟院士

这样，陈中伟又回到母校，跟着叶衍庆教授到仁济和广慈各进修一年。这两年深造，对陈中伟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影响极大。叶教授不但医术造诣极深，而且学风谨严，对学生要求极严，又很讲究方法。1983年陈中伟应邀到美国的纽约医学中心作卡柴琴（Kazanjian）纪念演讲，获得极大的成功。能够站在以世界整形外科鼻祖卡柴琴命名的这个讲坛上作演讲的，每年只有一个在国际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整形外科专家。按照惯例，每个有幸登上讲坛的人都要在中心会议厅的铜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陈中伟是留下英名的第一个东方人。当他走下讲坛，不少外国同行问他：“你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
“我是在中国学的，是我的祖国培养的。”这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像叶衍庆这样的恩师。

叶衍庆教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每个月，他都要进修生们到他家里去饮一次茶。
是导师家里的茶特别好喝吗？非也。假如你没有一点水平，他那杯茶你根本饮不下去！
名曰饮茶，实际上是叶教授准备了一本专著要叫你去啃，而且都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医学专著。比方说有关骨科方面的书，经典著作就很多。《手》就是一本名著，其他如关于脚的毛病、膝关节的书……多了。限你一个月看完。看完了以后，他就名曰饮茶请你去他家，实际上是检查读书的情况，心得体会怎么样。教授问，你最近看些什么书啊，你说说看《手》的开头几章，讲手的解剖，你觉得怎么样啊？还有手的先天性毛病，你认为什么时候开刀比较好？他这么一问，你如果没有看过，或者看得不认真，那就什么也答不上来。不过，这对学生来讲也是很好的一种鞭策和鼓励。你如果看过，能回答得出来，说明你比人家读得多，钻得深。你实在回答不出来，他提纲挈领地也会给你拎一拎。那么一年下来，比较薄的，一个月看一本，至少有十几本书啃下去了，一辈子受用啊。于是为了能够在叶教授那里真正品尝出茶的滋味，除了值班，学生们总是把书随身带着，有时间就钻进去。

细细品味叶教授的饮茶会，陈中伟觉得意味无穷。记得有人曾问西方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你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多成果？有何秘诀？那位教授沉思片刻，说：也许是因为我们那里有很好的咖啡杯吧！原来，那个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教授们要经常在一起喝一杯咖啡，在那香气氤氲的轻松气氛中，思想碰撞出火花，新的创意，新的课题就这样产生了。其实，叶教授的饮茶会也就是这样一种学术沙龙，所不同的只是咖啡换成了茶。
叶教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每个进修生必须随身备一个小本子。他总是用他那一口软软糯糯的苏州话对学生说：“不但老师讲的时候，你们要记，平时听到想到随时要记下来啊！”

作为一个医生，临床实践极其重要。查病房的时候，叶教授往往讲得很细，也很经典的，很重要。你要是靠自己去积累起这些经验，可能啃好几本书当许多年医生也不一定能学到。比方说膝关节，这个半月软骨开刀以后，应该注意会发生哪些合并症？你要是去找书，书上还没有，但他可以给你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在开刀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些可能的合并症，就来预防，当然手术效果就好了。

这其实就是叶教授做学问的秘诀。他是英国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他的这些宝贵知识、经验，都是他在英国利物浦留学的时候积累起来的。那时候他的身边总是随时带着一个本子，年积月累的足足记了有12本手册，现在他把这些毫无保留地教给他的学生。
受到叶教授的启发，陈中伟曾经通读过30多本骨科专著，如骨与关节损伤、骨科手术学、手外科、足病、肩部疾病、膝部疾病、人工关节、血管疾病、周围神经损伤等等，使自己的专业知识系统化。平时在工作中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就请教书本，有时为了一个问题，要翻十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文献。

也许有人以为，陈中伟是1963年1月2日那一天一举成名的。因为在那之前，全世界并不知道有他这个人。
其实不然。苹果不是在某个秋日突然变红的。对一个攀登者来说，每一步山路都是向顶峰的接近。 陈中伟在那个十分偶然的日子，完成了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之后，接受过包括巴金在内的许多作家、记者的采访。说到成功的奥秘，他总是一再引用著名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会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陈中伟终生信奉这一名言。在一个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的人看来，成功以前的一切都是为它所作的准备；而成功以后的一切，都是在准备着新的成功。
不过，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超越常人的刻苦和坚韧不拔的努力。

妻子尹惠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和陈中伟在解剖室里面对尸体和呛人的福尔马林味谈恋爱的情景。岂止没有时间谈恋爱呵，陈中伟常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既要用功读书，又要做解剖助教赚钱，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进去了。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方便面，往往一斤香蕉就打发了一顿饭，既省时间又省钱。
天道酬勤，机会总喜欢眷顾勤奋的人。就在他一边做学生一边兼解剖助教的时候，有一天，教普通外科的马永江教授找来了陈中伟，说，我看你的英文不错，画图也画得漂亮，我们合作翻译一本《临床外科理学诊断》如何？
陈中伟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教授找学生翻译外国医学名著？这是多么荣耀、多么幸运的好事呵！

《临床外科理学诊断》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对临床诊断很有帮助的。比方说，病人身上有一个肿块，你要诊断出这个肿块到底是囊肿呢还是实体瘤？这本书就告诉你可以从几个方向揿，如果里面是液体，是囊肿，那么，哪个方向都会有波动；如果是实体瘤，是肌肉，那么只有特定的方向才有。可是在课堂上老师只告诉过你“波动”两个字，至于“波动”是什么东西？到哪里去找“波动”？你还是不明不白。这本书就是告诉你种种诊断的手段，是外科医生必须要懂的东西，这个“波动”就是临床外科理学诊断的一个示范。

这书翻译好了以后，等于陈中伟把书中的东西都学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会，因为如果你不弄懂弄通怎么能翻译得出来？不但是直译，还有意译，还要把他的照片图绘成线条图。陈中伟非常感激这位马教授。别的学生得不到这个机会，只好以后去补。那时候陈中伟也许已经在钻研别的东西了。
陈中伟在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医学家之后，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总是说，其实自己的一生都是在“做准备”：
小时候，父亲教他解剖青蛙、麻雀是医学知识的启蒙阶段；上学后，老师教的国语、英语和生物学知识是为学医打基础阶段；进医学院和当医生以后，人体解剖、各种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是后来取得成功的临战准备阶段。
但这些都只是一个基础，那就是医学基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基础是思想基础，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近年来为人民服务不太讲了，在陈中伟，可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

陈中伟在母校进修了两年，回六院后，即着手建立骨科。因此，他是六院骨科的创建者和主治医生。
那时候六院骨科规模很小，连同陈中伟在内，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年轻住院医生外加一个进修生，再加上几个护士，床位也不过20来张。为了加强力量，上海市卫生局给请了一个顾问，也是陈中伟的老师，过邦铺教授。过教授每个星期来一次，指导指导，帮助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骨科的急诊多，医生特别辛苦———别的科室是医生给病人安排时间，而骨科则是工伤事故给医生安排时间。

常常是白天已经很劳累了，晚上还偏来那么多急诊。记得有一天，一场大雪一个上午就来了60多个骨折病人。可是半夜里，工人的手被机器轧坏了送来急诊，你总得起来给他清洗缝合，修修补补啊。特别是冬天，被窝里睡得暖暖和和的，年轻人又贪睡，叫是叫起来了，可心里总有些埋怨情绪：这么不当心，又把手弄伤了！
有一天，上海市委传达了毛主席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长的一段话，陈中伟至今还能背出来。中心意思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
陈中伟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工厂劳动。他去了两个工厂，一个是铁合金厂，一个是汇明电筒厂。铁合金厂做矽钢片，它有个翻砂车间，设备比较原始。沙盘是用吊车吊的，多数时候还要人抬，因为劳动强度太大，工人中腰疼病人很多。从前工人来看门诊，病人腰疼，医生头疼。为什么呢？肌肉劳损，腰酸背疼，又不是骨折，又没有长肿瘤，又没有生骨结核，拍片子拍不出来。心想，你是偷懒，要病假条吧，实际上人家是有病啊，腰肌劳损，很痛苦的。等到陈中伟下了厂，几个盘子一搬，腰也直不起来了，这才尝到了滋味。工人们很体谅：陈医生啊，你吃不消的，旁边休息一会儿。还怕他受凉，给弄个棉大衣盖一盖。陈中伟很感动，回过头来想一想：是自己太不理解工人了。人家来看病的时候，还觉得他是装病，来骗假条，我只这么干几分钟，搬两三次，人家一干就是8个小时，有的干了大半辈子，当然要积劳成疾了，而我还不好好给人家治疗，人民培养你这个医生干什么？

这就是下工厂的好处：有共同语言了。以后工人再来看病，先问：哎，你哪个厂的？你是翻砂车间？你们很辛苦啊！虽然治腰痛的办法不多，但就是给他开几片止痛片，他也开心了。
汇明电筒厂的特点是冲床特别多，那种老式冲床。电筒都是用冲床冲出来的，工人一天到晚和冲床打交道，手外伤就特别多。陈中伟一边劳动，一边搞点调查研究，问车间工人：“哪位是老师傅啊？”“老师傅？手指头少的就是老师傅。”“工龄越长，手指越短！”
一位老人伸出五指不全的手掌说：“解放前我被机器轧伤了手指，狠心的工厂老板竟然用剪刀将手指剪断，一包了事。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位医生为自己接好断指，还我一双完整的手啊！”这番话强烈地刺激着陈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