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最早的股份制公司是清末的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现为中国驻港大型企业集团、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总部设于香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40楼。

招商局集团前身为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是晚清洋务运动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股份制公司。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热衷于洋务的官员们明确地感受到了资金缺乏所带来的困难，自强之路看起来远比当年洋务大臣们想象的要难得多。一再经受劫乱的清政府再也拿不出钱让汉族地主官僚去造船造炮了，尽管在皇族中日益软弱的总理大臣奕昕仍然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些汉族同僚。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大臣们自强的活动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寻求资金的活动，求富的口号就这样被提了出来。

“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72年底，李鸿章奏请筹建轮船招商局，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并同意由户部借制钱20万串（合白银10万两），“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同年12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主要经营长江、海洋航运，“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其中，漕运业务由朝廷划拨，主要揽载旅客、进出口成品和原料运输。

在实际的创办过程中，无论在集资、组织经营管理、盈利以及分配等方式上，轮船招商局都已经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轮船之有商局，有外国之有公司也，原系仿照西商贸易章程，集股办理”。在集资方式上，招商局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资本分为若干份股份，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在经营管理上，招商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章程规定局务的具体管理和实施者是商总和商董阶层；在赢利分配方面，实行按股付息分红，股票持有者凭证取息。从轮船招商局的集股章程可以看出，它和原始的合伙经营有本质的区别。其股票是惟一的取息凭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抽回性，可以自由转让。招商局在组织上也比较规范，设置由股东们选出的经营管理机构——董事会。

1873年7月，李鸿章把买办唐廷枢和徐润请进招商局担任总办和会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始了让人激动的变化历程。

唐廷枢、徐润负责招商局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重订《局规》及《章程》。局务由股东推举的商总和商董主持，把商办的色彩突出出来，迅速淡化官督色彩。同时,在招集商股方面，唐、徐两人都运用了他们在商界极高的声誉和威望以及多年来的经商经验，迅速取得成效。

到1874年，该局召集到的总股本为47万两白银。3年后招商局奇迹般地从洋商那里分回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并把一些外商轮船公司挤垮，长江上的华商航运已经占了六成。

除了与外商的竞争，轮船招商局的投资和示范作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同样意义非凡。招商局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工商企业，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

在1985年之后，招商局总共向外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总的投资额大约在286万两之巨，尤其是1896年到1903年的8年中，除1900年外，每年都有巨额的对外投资，7年总投资项目10项，投资总金额143万两，平均每年20多万两。无论从数额还是投资的频率上看，都高得惊人。

1896年，盛宣怀提取招商局资金80万两投资通商银行。1897年，在投资上海华盛纺织局32万两的同时，又把200万两的保险及公积基金填为股票发给股东，使招商局股东的股本在该年突增一倍，达到400万两。1898年至1903年，还连续向湖北铁厂、萍乡煤矿等投下多笔巨资。

招商局连续出现的利润结余，必然会引起朝野各种势力尤其是清政府的觊觎。上海轮船招商局起自官本，赚取利润后就应该报效朝廷了。清政府的官员们想方设法要从招商局拿走资金，以作他用。

其实，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清政府对招商局的政策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从早期的扶持转向索取。

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为止，招商局对清政府就直接报效了总数高达168.84万余两的白银，相当于同期招商局资本总额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