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体制始于清末，创于民间自编

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体制始于清末，是当时从国外舶来的的制度之一。起初是民间自编，而后成为清廷新政之一。

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随后吸收日本经验，于1906年出台国编教科书计划，是为“国定制”（国家编定）之始。然而，在清廷国编本教科书尚未出台之前，实行“编审制”（民间编，国家审定），允许私人编书，但所审定图书期限仅为5年。

民国建成后，“编审制”成为了教材管理的主流，但“国定制”冲动仍有反复。北洋政府时期，曾有两次国编计划，但政府编写往往耗费时间较长、资金投入较大，收效却甚微。

相形之下，从清末开始，民间出版机构已经积累了从编写、发行、出版到实践的一套经验，与政府投资编写往往亏钱相比，民间机构的收益率令人咋舌。据资料显示，通过出版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从1913年到1920年间，从130万翻番至300万，而1922年新学制改革，更是使其资本猛增至500万元；中华书局亦因编写教科书，资本从1912年的仅2.5万，激增至1916年的200万。民国十年之后，上述两民间机构几乎占到了教科书供应的十分之九。

1949年后，大陆教科书管理收归“国定制”，教科书由国家拨款统一编写，教材定价亦由人教社指定，地方出版社不得调价。至此，教材经营利润亦不复存在，各出版社靠接受国家补贴为生。

教材统一定价局面在1988年后得以改观。当年国家教委提出教材多样化政策，国务院亦发出明传电报，开放教材定价，允许地方自决。1995年，随着纸张涨价，教材定价再被调高，此后，教材利润开始显现。至目前，有业内人士估计，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利润每年至少为300亿。

利润前导，增强了地方出版社的实力，教材统编体制的缺口得以打开。2001年后，国家不再出钱编写教材，而是在审定教材后，建立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向各省下放，由各省酌情选用。很多省市考虑地区情况，往往弃用人教社编写的教材，而选用地方教材。如江苏地区中小学文科教材，约90%为“苏教版”教材，“人教版”仅被少数学校采用。

向地方下放选择权，本意是引入竞争，但经过数年时间，却显现出了让决策部门始料未及的问题。2010年秋季，安徽五地市开学临时更换教材，将教材编写的一家民营机构排挤出局，补入本地出版集团，媒体质疑其有行业寻租之嫌。另外，大陆多家媒体也曾报道许多省份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凡进入当地的外省教材必须“租型”，让本地出版集团以低成本获得利益垄断。此外，为了进入各省用书目录，并最终选中，许多出版社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润公关相关管理部门。

除了利益之争，目前中国各地自行出版的教科书水平也参差不齐，不是纸张油墨的质量不好，而是教科书选编文章的内容质量和相关问题。比如《收获》杂志社副编审叶开2010年曾经在其个人博客上炮轰上海小学语文课本恶意篡改和剽窃他人文章。他在博客里先后写了《上海小学语文教材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剽窃篡改作家王安忆的文章》、《小学语文教材篡改巴金名作》等文章指责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篡改、剽窃、不尊重原文作者等问题。

教育界、文化界的不少有识之士近两年在各类媒体批评了目前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质量低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在此背景下，中国中小学教材十年课改面临变局。当年因“简政放权”而下放地方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权，或许将在不久后被收归统编，中国教科书编写格局又面临着从“编定制”向“国定制”的回潮。

来源：网络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