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中国古代经典的外国翻译家是英国的理雅各

在19世纪英国汉学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对中国的亲身接触和实地考察，翻译中国经典，撰写汉学著作，充当了中英文化交流的先锋，为19世纪后半叶英国汉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半叶，英国汉学开始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发展，促使了三位著名汉学家的诞生，理雅各（James Legge）、德庇时（John Davis）和翟里斯（Herbert Giles）以各自独树一帜的学术建树为英国汉学获得世界的认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19世纪英国汉学三大星座”。

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丰硕的学术成果，在汉学领域独领风骚。其中，作为西方汉学史上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理雅各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翻译成英文，并出版一系列著作，推动了中国文学文化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学数十载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理雅各是为英国汉学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他的成就标志着英国汉学从萌芽进入发展期的一个新高度。他是伦敦会传教士，出生于苏格兰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自小便聪慧过人，勤奋好学，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和记忆力，1831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阿伯丁皇家学院，并获得学院奖学金，四年后因表现出众又再获最高奖学金，以一人之力获得两项大奖是该校前所未有的，少年理雅各由此声名鹊起。

1835年他从阿伯丁皇家学院毕业，熟练掌握希腊语、拉丁语、数学、哲学等多门知识，这些都为他今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理雅各于1838年加入伦敦会，被派往马六甲传教。在启程前，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汉语，投身于当时伦敦能找到的最好的汉学学者基德门下。

1839年，理雅各以基督教传教士身份前往远东，任职于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在这里，他努力布道传教，兼管书院教育和报纸印刷的相关事宜，同时也开启了自己数十年的汉学研究生涯。理雅各于1841年获纽约大学名誉神学博士，并担任了英华书院院长一职。

1843年，英华书院迁至中国香港。

此后30余年，除三次回英国处理事务外，理雅各一直在香港居住。在这里，理雅各开始了他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译介工作，并从1861年开始陆续出版《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系列译著。

1873年理雅各返英，1876年就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首任教授，在此授课长达21年，开创了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传统。在牛津任教期间，理雅各仍然笔耕不辍，继续修订完善已经出版的《中国经典》各卷。

1897年，理雅各病逝于牛津，享年82岁。

在中国香港的数十年里，理雅各不仅积极传布教务，而且也投身于香港的教育制度改革、新闻出版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成为一名慈善牧师、勤奋学者、教育家，以及公益事业推行者。

他担任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铅印出版刊物《遐迩贯珍》的编辑工作，其办报理念和创新意识促进了中国报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此外，他还推动了宗教教育向世俗化教育的转向，改革了香港教育制度，推行了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课程设置，因此也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

理氏译本为中国典籍研究把脉

理雅各的最高成就在于他对中国学术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理雅各认为，西方人要想了解中国必须从“十三经”入手，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教，他决定向西方译介中国的经典。

他曾说：“此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我们的传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获得长久可靠的结果。我认为将孔子的著作译文与注释全部出版会大大促进未来的传教工作。”

他最初是以传教为目的开始了解和研究中国语言及文化体系，却最终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伟业。

作为近代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中国古代经典的外国翻译家，理雅各从1847年拟定翻译计划开始直到1897年去世，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历经半个世纪，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这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翻译出版了数十部中国文化典籍，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诸多经典作品。

译著中不仅包括严谨简洁的译文，还包括研究性的导言和翔实的注解，故理氏译本一出，轰动了当时西方汉学界，一时无人能出其右。

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缪勒主持编撰的大型丛书《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共51卷，其中也收录了理雅各翻译的《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译著。

可以说，《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里中国经典的翻译成为理雅各一生汉学成就中的两座丰碑。

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理雅各得到了不少中西学者的帮助，除了他的合作伙伴王韬以外，还包括何进善、黄胜、罗祥等华人，以及湛约翰、合信等西方汉学家。他们或答疑解经、或助译部分章节、或共同探讨中国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给予译书不少帮助。

其中，理雅各与王韬的合作历时十余年，两人成为挚交好友，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王韬为理雅各广泛收集各家评注和诠释，提供《皇清经解校堪记》作为参考，并协助其引经据典、答疑解惑，深得理雅各赞赏。他曾说“王韬之助大矣”，又言“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图书馆，藏书丰富”。

另外，王韬本人与传教士多年交游，为理雅各的为人和学识所折服。合作译经及前往欧洲的游历对王韬自身也产生了影响，并促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有名的改良思想家。

因此，理雅各与王韬两位中西学者在翻译中国经典上的成功合作成就了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翻译中，理雅各的一个原则是坚持参考官学、博采众长的方法。他精选了上百种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取其精华，平衡各家注释，力图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王韬曾说理雅各“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因此，理氏译本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翻译，而是力求在纷繁浩大的书海中为西方读者整理一条阅读理解中国古代经籍的线索和脉络。

理氏译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忠实原著、强调直译、反对意译、风格平实。为尽量传达原文精神，有时难免会牺牲语言文字的流畅，于是“忠实为主，典雅次之” 成为理氏译本遭受某些批评的原因。然而仔细阅读他的译本，我们也可发现其在努力贴近原文的基础上，亦尽可能地注意翻译语言的优美押韵。以《诗经》的翻译为例，他在英译时采用了英诗的格式来还原中诗的韵律和意境，力求兼顾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特点，这种努力亦实属不易。

理雅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而是在译介中加入了自己多年研究中国典籍的心得，属于“学者型”翻译。每个译本都附有长篇序言和详细注解，以便读者在阅读中国经典的同时还能补充百科全书式的背景知识，他认为这些知识可以拓展学习者视野，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理氏研究开创近代西方汉学新纪元

理雅各关于中国经典的系列译著开创了近代西方汉学的新纪元，为国际汉学界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理氏的英译本虽历经百余年，仍被奉为中国古代经典的标准译本，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基石。

英国汉学家翟里斯曾说：“理雅各所翻译的《中国经典》，在汉学研究方面乃是一种空前的贡献。他的那些译作将长期为人民所铭记和钻研。”翟里斯的儿子翟林奈也曾评价理氏的译介工作，“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理雅各的学术译介与研究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由于其杰出成就，他成为1876年获得西方汉学研究最高荣誉奖——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的第一人，并与法国的顾赛芬、德国的卫礼贤并称为“汉籍欧译三大师”。

理雅各在汉学领域特别是汉籍翻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中国学者称为“英国汉学界的‘玄奘’”是当之无愧的。

2015年恰逢理雅各诞辰200周年，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他的家乡爱丁堡的多个研究机构都将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这位伟大的汉学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作者：李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