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对火器战法的论著是明代的《兵录》

何汝宾是明朝后期著名的兵书著述家，他所编著的《兵录》，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既往的兵法理论，同火绳枪炮的使用技术及战术结合起来，受到世人的重视。

创论火器战法的《兵录》

从何汝宾在《兵录-自序》的落款“万历丙午年”看，该书应成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

现存较早的有两种刊本：第一种刊本有刘凤、俞琬纶、陈元素、陈子壮、魏浣初五人书写的“序”与何汝宾的“自序”，魏浣初的“序”作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

第二种刊本又增加了杨述程作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序”。

此外还有明清时期的抄本。

从第一种刊本卷十一的结尾关于“近日‘宁远大捷’止用西洋大炮”取胜的记载，以及卷十三关于“西洋火攻神器说”至“西洋炼造大小铳火药法”几节的内容可知，《兵录》在万历三十四年成书后至崇祯五年之间，增加了西洋大炮的内容。

因为西洋大炮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才开始传入，而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指挥守军利用西洋大炮取得的“宁远大捷”，是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至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发生的事。因此，崇祯五年的刊本是由何汝宾本人或其他人，在增加上述内容之后的刊本，全书至此才有14卷，约25万字，附图484幅的规模。此后还有明、清各种抄本传世，其内容与崇祯五年本基本一致。

《兵录》是一部辑录体的综合性兵书，对将帅修养、士卒选拔、部队编成、训练、技艺、阵法、兵器与军械的制造使用、行军宿营、攻战追退、军队医疗、天时地利、火药与火器的制造，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具体的介绍，而对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尤有独到之处，这在中国古代尚属首创。

《兵录》认为：“火攻之法在于顺天时，审地理，制器用。”

所谓“顺天时”，就是要乘风纵火，风猛则火烈，火炽则风生，风火相助，就能取胜。

所谓“审地理”，就是在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火器。即旷野平原，用射程远的火器；

丛林隘道，用喷火器夹击；

居高临下，用重型火炮压制；

仰攻高地，用火铳、喷筒；

与敌突然遭遇而不及布阵时，应以火器先发制人；

敌我双方都已安营扎寨时，便可乘风高月黑之夜，在敌营四周埋伏火器，尔后按约定的号声，火发而伏兵四起，火烧营寨，劫敌辎重；

城内击外，应轰敌之密集部位；城外攻内，宜轰击敌城防薄弱之处；

以火器攻敌，要先占据上风；

若不知地利而用火器，不但不能取胜，而且火器会被敌人所夺。

所谓“制器用”，就是要制造各种用途的火器。

即随军机动的火器要轻巧便携，士兵才不会疲劳而精力旺盛；

攻击型火器要机巧灵便，才宜于发射；

地雷须容易引爆而迸裂，才能收到击敌的效果；

守御型火器要利于远击、齐飞，才能有效地击敌。

陆战的火器要远射、近射兼备，宜轮番射击为妙；

火炮、火箭、火铳、火弹系远射火器，要与长枪、大刀等近战冷兵器交相配置；

火枪（指竹、木筒火枪）、火牌、火棍系近战火器，要与强弓、劲弩等远射程的冷兵器交相配置；

水战火器要分别使用，两军船阵相对时要用船首炮大发熕〔读音“贡”〕、佛郎机迎面轰击，侧击、夹击敌船时要用神枪、火铳，焚烧敌船篷帆时要用火箭、火球，殿后的战船要多用矢石。

下列情况则要戒用或慎用火器：
即古迹和城邑街巷；
前有茂林，进无所据；
后背水泽，退无去路，防自伤；
敌欲降而尚未找到时机，或敌已降而疑其复叛者，不可击杀。

将帅若能熟知火器而用其利避其害者，必胜无疑。

茅元仪在《武备志-用火器法》中，就吸取了何汝宾的成果。

威严廉洁的何汝宾

何汝宾，字寅之，一作仲升，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史》无传，生卒年月不详。

据《吴县志》记载：何汝宾是苏州卫的世袭指挥。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调任为昌国将军，先后在石浦等近海地方，打了多次胜仗。

他擅长文墨，曾编辑过《舟山志》，后升任为广东都司都督佥事。

据魏浣初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为《兵录》写的“序”中称：何汝宾是将门之后，少年时代就受到河南按察佥事刘凤的器重。

他通经史，辑著《兵录》。其品质砥砺廉洁，治军严而有恩，不谋取一毫私利，不争功请赏。

自少年时即爱习武，喜读兵书，钻研兵法，尔后“总括群书，钩其玄要，而间附以己意，采辑成帙，题曰：《兵录》”（《兵录-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