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上有若干重大首创
佛经目录是我国古代目录学苑的一束奇葩，它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曹魏时朱士行的《汉录》，到清代智旭的《阅藏知津》，佛经目录源远流长，数量众多，蔚为大观。
梁启超所著《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统计的佛经目录为45种，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统计到的佛经目录多达75种，实际上佛经目录还远远不止这个数。
佛经目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的朱士行的《汉录》。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篇：“第一部总录，殆为魏僧朱士行之《汉录》矣。”
目录学界认为，汉初杨朴的《兵录》为我国专科目录之源头。
《兵录》早已佚失，而且，它究竟是一部兵书目录，还是一部兵书汇编，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朱土行的《汉录》虽也失传，但在《历代三宝记》中大体上都有保存，它著录的书仅限于佛教方面，有据可查的我国第一部专科目录，应推《汉录》。
公元374年，释道安通录古今佛经，撰成《综理众经目录》，奠定了佛经专科目录的基础。南齐武帝时王宗撰《众经目录》，分教义为大、小乘，判文裁为经、论、律、数，更提出阙本、疑经，各自独立，标志着佛经目录学的形成。
公元510—515年，释僧佑在“安录”的基础上编成了著录更丰富，分析更细致，提供参考资料更实用的《出三藏记集》。
隋代《法经录》确定四十二分之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集众家之长。
至唐代，道宣撰成《大唐内典录》，勒定十录，囊括古今，集佛经目录学之大成。
到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佛经目录学的分类、编目、著录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传统目录。
一、“养在深闺人未识”
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奠定了佛经目录的基础，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一千多年来，佛经目录家创造丁丰富的目录学成果，为我国古代目录学作出了贡献。然而，佛经目录学的重要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人们所认识的，佛经目录学价值的发掘，富有传奇色彩。
历史上，中国目录学家，除王俭、阮孝绪之外，尊儒而排佛，多持卫道的偏见，又因佛经目录深藏于丛林，佛经目录学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即使是目录学水平极高的郑樵、章学诚，也没有吸取佛家经录在目录学上的优点，来丰富、提高中国目录学的成就。
直到1925年，梁启超先生在《图书馆季刊》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高度评价佛经目录的目录学成就，认为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发达，二曰辨别真伪极严，三曰比较甚审，四曰采遗逸甚勤，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梁启超这篇文章，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佛经目录学的重要价值。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高度评价梁启超文章的意义，将它与敦煌经洞的发露、殷墟甲骨文之出土相提并论，“自尔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墟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
自此以后，佛经目录学研究出现了新局面，系统研究佛经目录学的成果不断出现：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篇中，用大量的篇幅，系统介绍佛经目录的成就。
他明确指出，佛经目录很多方面优于我国历史上的传统目录；在结论篇中，他列举了传统目录存在种种不足之后，颇有感慨地说“堪称完备者，只佛教目录耳”。
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肯定了佛家经录的史料价值；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集》，罗孟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中有专节介绍佛典目录。
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用较大的篇幅对佛经目录进行介绍说：佛经目录在著录、分类、解题各方面都有其特点和成就，佛经目录的编制方法，到了隋代，可以说已臻于相当高的水平了。此外还有《佛教目录学述要》、板原阐教《佛典目录学大纲》、印顺《佛书编目议》；陈鸿飞《佛教典籍分类之研究》；《佛典分类探源》等论文，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杨曾文《佛教经录与大藏经》、方广铝著《佛教大藏经史》，对佛经目录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建国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佛经目录学研究的论文就有十几篇。
二、目录学苑放异彩
佛经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和成就：
1、佛经目录分类周详完备。佛经目录在目录学中最大的影响和成就，就在分类方面。佛经目录的分类，十分严谨完备，常常采用多种标准对佛教文献进行多层次区分：有以著经、译经的时代分，若以著经、译经的地域分；有以佛经性质分；性质中又以佛经的涵义内容分，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佛经流传情状分，如一译、多译本、一卷多卷本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同为一书，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
《开元释教录》首创派别分类之法，在大小乘经论之下，又按派别进一步细分。”有译有本录”下“菩萨三藏录”之“菩萨契经藏”，又分为“般若经新旧译”、“宝积经新旧译”、“大集经新旧译”、“华严经新旧译”、“涅槃经新旧译”五大部。派别分类创立后，佛经目录可以细分至五、六级类目。派别的细分，标志着学术的发达。细分后的类目能进一步揭示、区分图书。而我国传统的目录直到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中才出现三级类目。
2、《法经录》首创复分方法
在我国佛经目录分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法经等二十人编撰的《大隋众经目录》。它由两种分类法纵横组织而成，即先按内容分为大小乘，再按体裁分为经律论，最后再按经律论的流传情况分为一译、异译、失译、别生、伪妄六类。非经律论的杂书，按体裁分为抄录、传记、著述，再按地域分为西域、此方。共计三大类、九中类、四十二小类。这个分类体系适当地概括了佛教的思想体系，并且符合佛教典籍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不但在以前各家佛经目录中不少见，就是在其他各种传统目录中也未曾出现。
将经律论按一译分、异译分、别生分、疑惑分、伪妄分进行区分，抄录集、传记集、著述集又按西域圣贤、此方诸德区分，就是共同复分。共同复分的方法是《法经录》的首创，与现代图书分类表中的总论复分表、地区复分表、时代复分表、民族复分表、通用复分表的作用相同。
3、开创辑录体解题目录的先例
我国古代目录学中最具特点的是解题。解题目录有三种：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辑录体解题目录是著录一种图书后，引用成文，广辑该书的相关资料，组成解题。最使用这种方法的目录是僧佑《出藏记集》。《出三藏记集》的内容：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
《总经序》集中众经的前序和后跋；《杂录卷》专辑中国学者和高僧论文总集；《列传》收入汉至萧齐中国和外国译者的传记，这是现存最古的僧人传记。
《出三藏记集》采用多种方法，反映图书，这是僧佑的创造。尤其是利用序跋作为解题，这种体例对后世目录学有一定的影响。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前序后传的方法与此相似。明代智旭，仿僧佑《总经序》的体例，撰佛典目录的名著《阅藏知津》。清朱彝尊也仿照此体，作经学专科目录《经义考》。僧佑所辑众经前序和跋，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全部采录《出三藏记集》的《总经序》七卷之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的“释家类”，大抵也采自僧佑的《总经序》。
4、首创索书号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说：我国古代目录学“编号插架之方，皆素不讲究，殊不便寻检，非熟于目录学者莫能求得其所见之书。”我国传统书目一直没有“编号插架之方”，而佛教目录学家却在唐代就创造了我国最早的索书号。
隋唐时期，我国佛教典籍日益增多，寺院藏书非常丰富，利用寺院藏书的人也很多，寺院藏书中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函帙目录需要常加清点。
目录学家为了适应人们使用佛典资料的需要，致力于摸索编号插架之法，创造了我国最早的索书号。
佛书管理中先后使用过经名编号法、偈颂编号法、定格贮存法、千字文等多种排架索书方法。这些方法中千字文编号法最为完善，流传达千年之久。
隋唐时期，千字文在全国广泛流行，作为字帖、教科书、记数的序号进入社会生活和文化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
千字文，四字一句，偶句押韵，字数刚好一千，而且没有一字重复，识字之人都熟悉其顺序，完全能满足当时佛藏编号的需要。现存佛经目录中《开元释教录略出》帙数下面采用千字文的编号，一帙一号。晚唐以后，很多佛经目录和文献组织纷纷采用千字文编号，敦煌遗书中很多文献采用此法排序；房山云居山的石经使用千字文排序；《阅藏知津》仍使用千字文编号。
千字文编号法的使用，使数千卷佛教典籍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检索、查阅、整理、管理、配补佛典，发现、研究、保存佛教图书典籍提供了方便，表明当时寺院佛教典籍已相当丰富，管理水平已很高。
千字文编号是佛教文化对我国目录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