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建成的第一个公办中医急救医院是抗战时期的中医救护医院
中医的急救方法独具专长，疗效确切，并非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而不能用于急救。抗战时期，中央国医馆与赈济委员会合作建立的中医救护医院，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公办中医急救医院。
建立中医救护医院
1937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江苏省南京市），军民死伤甚多，下关难民伤亡尤惨。而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眼看着那些无医药可治的伤兵难民死亡，而且还很容易导致瘟疫蔓延，军心民心惶惶。
时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庆澜与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磋商，在南京老虎桥设立中医救护医院，下关热河路设第一诊疗所，为大江南北的抗日兵民治病疗伤。由陈果夫、陈立夫、彭养光、饶凤璜、陈郁、张锡君、黎剑虹、焦江定等组成董事会，焦易堂任董事长，朱庆澜任院长，张锡君、饶凤璜、黎剑虹任副院长（《中医救护章则摘要》）。
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两方资助，其中赈济委员会每月资助5000元。救护医院主要采用中医药治疗疾病和内外伤，兼用新式器械进行救护工作，以向参加抗战的伤病兵民提供服务为宗旨。
医院每日由中医师轮流前往义诊、施药，内科名医有邹云翔、隋翰英、周柳亭、沈仲圭、黄坚白等，外科名医有虞尚仁、薛子仁、钱仲谊、王君毅及鲁道南等。起初，收容由上海转至南京的伤病官兵共八九百人；3个月后，住院人数增至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赈济委员会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南京失守后，奉命后撤，所有伤病官兵，移交战地后方医院治疗。
焦易堂率领部分人员赶赴重庆后，于1938年3月成立中医救护总院，院址在重庆大梁子，院舍宽敞，每日门诊逐渐增加，最多时内外科达一千余号。贫病难民，受惠实多。且与西医院交换难于医疗之病人，互相为之治疗，而痊愈者颇多。又在重庆设立中医医务人员训练班，训练人才，并于重庆郊区设立中医诊疗所18处，每所医师2人、护士2人，以利疏散至郊区的民众就医问药（《抗战期间的中医救护医院》）。
中医救护总院设有医疗研究委员会，聘张简斋、胡书城、蓝伯熙、时逸人、饶凤璜5人为委员，于每星期三举行例会，讨论本市或他处流行性病症之特效药方及预防方法、本院发生奇异或疑难病症之治疗方法。除此之外，医院临时发生危险病症随时会诊或开会讨论。医疗研究委员会汇集传统中医个人经验，发挥集体智慧，开合作之风，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
中医救护总院除具有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职能外，还经常对抗日军队、贫苦群众送诊赠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更名中医救济医院
1939年1月，中医救护医院在重庆磁器口改组为中医救济医院，负责难民及市民的救济医疗事宜（《赈委会设中医救济医院》）。医院设有病床200张，设备措施一如西医医院，并“聘饶凤璜为院长，陈郁为名誉院长兼会诊委员会主席。遇有危险病症，得临时集合各中医会同诊断，救治严重病人颇多，一时军民称便”（《中华医药学史》）。据统计，“自一月一日起，至五月三日止，门诊病人各科合计共三千八百三十一人，住院病人二百二十九人”。重庆“五三”大轰炸后，即于5月4日将住院病人迁往北碚石墙院继续治疗，并由沈仲圭担任院长，“自五月四日起，至九月底止，门诊病人四千八百二十六人，住院病人一百九十九人”（《赈济委员会抗战时期社会工作报告》）。
中医救济医院在北碚投资一万多元，修建房屋六十余间，设有内科、外科、骨伤科、助产室、中药房、中药制剂室、药方配置处等科室，住院病室共计18间，有床位74张。医院工作人员（包括各诊疗所）共计80人左右，所有经费开支由赈济委员会拨给，年支出八千至一万元。
聘请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中医师，如张简斋、邱啸天、邹云翔、王伯岳、黄坚白、黄养民、许锡彦等。诊断疾病除望、闻、问、切外，还应用西医的化验手段，对血、尿、粪、痰、脓等进行化验诊断。药方配置处专门研制各科中药方剂，曾制成治疗伤寒、霍乱、痢疾等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并向全国推广。
鉴于当时医药昂贵、贫病者多无力就医的实际情况，除医院总部外，还在重庆夫子池、南岸下新街、青木关、山洞、歌乐山、沙坪坝、姚家湾等处增设诊疗所各一处。1940年响应全国慰劳总会的号召，在通远门、小龙坎、菜园坝、黄桷垭、宝盖寺等处设立了义诊处，凡抗日人员及家属凭全国慰劳总会发给的证书免费就诊。还在北碚设有施诊处，凡确系贫困者可在门诊治疗，若需住院，可由赈济委员会或患者所在机关团体出具证明，免费进行治疗。
1942年，奉赈济委员会之命，中医救济医院与重庆施诊所合并，易名为“北碚中医院”。抗战胜利后，因医院名称有“北碚”二字，被认定为地方性质，未能迁回南京，而是交与北碚管理局。1946年，因经费无源被迫停诊（《赈济委员会北碚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