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重商理论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白圭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曾在魏惠王初期任魏国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后去到齐国、秦国。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被称为“商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时常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经济基本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这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持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它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

“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恐怕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

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