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闻名于世的女兵作家是谢冰莹

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1906-2000）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学员，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女兵。

在北伐战争中，被挑中编入叶挺将军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开赴北伐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

在行军途中，她以膝头当书桌，奋笔疾书，把前线的战况，战地的趣闻，民众的热情……迅速地传递到后方的报刊，她享誉世界的《从军日记》，就诞生在这血与火的征途中。

她的《女兵自传》，不但是当时的畅销书，译成了英、日、法、西、葡、意等多种文字，而且长销至今，拍了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她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从逃婚到从军，从北伐前线到抗日前线，从创办大型文学月刊《黄河》，参与筹办北方左联，到执教大学讲堂，她勇往直前。

她热爱学生，桃李满天下；她勤奋笔耕八十余载，作品逾二千万言，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她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谢冰莹1906年出生在新化县（今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大同镇一书香之家。

其父是清末举人。自幼熟读经书。12岁考入新化大同女校，一年后转入新化县立女校。1920年考入益阳信义女子中学。因发动同学举行反日示威游行，被开除学籍。

1921年8月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坚持写日记、散文、新诗，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厚实基础。

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与200多名勇敢的新女性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女战士。

1927年初随军西征，每天走路八九十里，睡门板稻草，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她利用行军作战空隙，两膝当桌，把征战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急就成章，产生了成名之作《从军日记》，在1927年5月14日至6月2日的《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刊登，轰动了文坛。

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由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还被译成法、俄、日、朝鲜等文字出版。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亦致函向她表示敬意和祝贺。她的《从军日记》和1933年所写的《女兵自传》，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不肯向困难低头、与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献身革命的勇敢女性的形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回到家乡。为了反抗封建婚姻，又再次离家出走。在长沙教过书，后到上海以卖文为生。她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后在钱杏郁(阿英)的帮助下，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过着半工半读的穷学生生活。

1929年考入北平女师大，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因遭国民党当局的追捕，被迫弃学南下，经武汉到长沙隐居，靠卖文糊口。

（图：年轻时的谢冰莹身穿军装）

1931年夏赴上海，夜以继日写了《青年王国材》、《青年书信》两部书稿，获得不菲的稿酬。她赴日本留学，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参加了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的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随后回国，在上海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积极声援上海一二八淤沪抗战，负责编辑《妇女之光》周刊。后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并编辑《曙光》、《灯塔》。

1933年避难长沙，写成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女兵自传》。1935年再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学习西洋文学，并开始翻译小说。因不肯欢迎溥仪朝日而遭到日本警察局的监禁。保释出狱后回国到广西南宁教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立即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不分昼夜地为伤员服务，深受前线将士的欢迎。在抗日烽火中，她跑遍了大江南北，运河东西。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在台儿庄大捷后写下了《五战区巡礼》等一批报告文学。1939年在湖北宜昌开办了救护人员训练班。

1940年至1943年，在西安主编国统区大型文艺刊物《黄河》月刊，促进了小说创作。她将收集的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材料，见诸笔端，出版了《在火线上》、《战士的手》等一批作品，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广大同胞。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在汉口任《和平日报》、《华中日报》副刊编辑。

1946年《黄河》月刊在北平复刊，仍任主编。

1948年应聘到台湾师大任教，此后从事教学工作，也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1960年以后，主要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1973年从台湾师大退休。1974年移居美国旧金山。2000年在美国逝世。

她从事文学创作50年，共出版365部作品，1000多万字。晚年仍创作不止，将其70年所写的日记进行整理，出版了《冰莹杂文集》。199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谢冰莹文集》（上、中、下）。

自告奋勇成为女兵，自撰军旅生活的日记成为女作家，自启佛性成为女居士。在一条蜿蜒曲折的荆棘路上，她行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终获正觉正悟。

谢冰莹的父亲知识渊博，母亲性格强悍。她是父母膝下的幼女，上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的婚姻大事全由母亲“操盘”。大哥“逆亲顺妻”，结果如何？头顶一大盆洗脚水，跪地受罚。二哥与小脚太太闹离婚，结果如何？头顶“没廉耻，无道德”的骂名，遭到母亲严厉的警告：“在我没死之前，绝对不允许有这种丢脸的事情发生！”谢母的意志力超强，不容许子女抗拒和挑战。

在家中，谢冰莹是唯一的例外，即使她任性使气，大家也都迁就她，宽容她。父亲谢玉芝思想开明，闲暇时，他教女儿读《史记》《唐诗三百首》和《随园女弟子诗》。谢冰莹的悟性和理解力都相当不错，读书犹如海绵吸水，不费吹灰之力。

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谢母并不希望女儿识文断句，因此荒废女红。谢冰莹执意要上学，母亲不答应，她就拗着性子绝食，这样一来，谢母只好让步。十四岁时，谢冰莹寄宿于益阳教会学校信益女子中学，由于她思想激进，不肯做礼拜，在国耻日（5月7日）带头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学籍。

谢冰莹是典型的假小子，所有男生爱做的游戏她都爱做。女生读小说，一百人中，九十九人喜欢读脂粉气息浓郁的《红楼梦》，只有一人喜欢读江湖气息浓厚的《水浒传》，谢冰莹就是这个特例。她的解释是：“我讨厌林黛玉的哭，更讨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鬼混的典型；我佩服《水浒》上所描写的每个英雄好汉，他们那种勇敢侠义的精神，给了我后来从军的许多影响。”谢冰莹把《水浒传》背诵得滚瓜烂熟，那些敢怒敢言的英雄好汉总在她的大脑中演绎一幕又一幕劫富济贫的精彩好戏。

1921年，谢冰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图书馆中“尽情采撷花粉的蜜蜂”。“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

谢冰莹的国文老师是著名翻译家李青崖，他赏识谢冰莹的才华，其提携手法则有点像是福楼拜提携莫泊桑，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作文方面谢冰莹向来自信满满，李青崖却将她的万字长文打成零分，他这样做并非要给得意门生兜头泼下冰水，故意给她难堪，而是要她戒骄戒躁，以清醒的眼光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很长一段时间，谢冰莹都无法理解恩师的苦心，甚至有些记恨。二十年后，她与李青崖重逢，谈及往事，才深深体会到恩师当年的“慈爱心肠”。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势如破竹，顺利攻下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收第六期学员。巧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近即设立了招生处，不仅招收男生，还破天荒招收女生。古代花木兰从军要乔装易容，现在竟能够以女子真面目入读军校，在中国可算是旷古未有的奇事。别的女生羞羞答答，畏畏缩缩，谢冰莹则把握先机，自告奋勇。这年深秋，谢冰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既陌生又刺激的军旅生涯从此开篇。

1926年冬，天寒地冻，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候着二百多名女学员，其中有大户人家的小姐，有阔太太，有生过几个孩子的母亲，不少人是小脚姑姑，“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腰间围着子弹，好一副飒爽英姿，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这些勇敢的新女性牺牲了天伦之乐和悠闲舒适的生活来到纪律化部队，外练筋骨皮，内练精神气。“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谢冰莹跟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叛军之将杨森、夏斗寅，女兵队顶风冒雨，“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尽管如此，谢冰莹仍然感到极为开心。她在《从军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在西征途中，谢冰莹救死扶伤，稍有余暇，即使零零碎碎，她就奋笔挥写自己的急就章。《从军日记》记录了战地的珍稀见闻，由于取材新颖，视角独特，文笔优美，革命浪漫主义恰好与时代精神合拍，出版后迅速引起社会轰动，在文学界好评如潮。

林语堂亲自出马，将《从军日记》译成英文，刊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他还欣然从命，为结集的《从军日记》撰写序言：

“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北伐战争虎头蛇尾，军校解散。谢冰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即使苦不堪言，谢冰莹依然硬朗如故。她回忆道：

“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

1929年，由于政治原因，上海艺术大学被当局强行取缔。谢冰莹的下一个去处是北平，与陆晶清一道编辑《民国日报》文学副刊，由于言论激烈，两个月后，副刊即被勒令停办。谢冰莹得到湖南老乡黎锦熙教授的帮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后又由于党派嫌疑，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她只好辍学逃命，匆匆南旋。

1931年7、8月间，谢冰莹租住在上海江湾一间光线阴暗、被她称之为“黑宫”的阁楼里，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书稿《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那时，她的创作进度极快，一天最多写过一万三千字。两部书稿出版后，她拿到六百伍拾元稿酬，这笔钱正好够她去日本东京深造。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身为留学生会的活跃分子，谢冰莹坚拒出迎，她用鄙夷不屑的口气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她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皇帝”。

为此，十天后，她被日本警方刑拘，蹲了三个星期的大狱，受尽侮辱和折磨，狱卒抡着碗口粗的圆棒子抽打她的头部（致使她留下头痛的后遗症），使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她手指的骨节。南社诗人柳亚子惊闻谢冰莹入狱的消息后，立刻拍电报催促当时的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派人保释，此外，她还得到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的同情和帮助，这才脱离地狱，回返祖国。她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进了《在日本狱中》一书，留下了永久的控诉。

抗日战争期间，谢冰莹在长沙组织成立“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后方，她曾为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抗战八年间，她写了多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五战区巡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1937年10月，诗人、剧作家田汉见到谢冰莹，对家乡这位女兵出身的作家赞赏有加，他口占七绝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其后，赠诗给谢冰莹的诗人还有柳亚子、何香凝等诸多名家，其中黄炎培所赠三首绝句中的第二首对《从军日记》颇为推崇：“投笔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栉亦戎刀。文章覆瓿谁论价？独让《从军日记》高。”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毕竟他是热血男儿，谢冰莹乃是闺中弱质，却能驰骋于战场和文场之间，为世人所瞩目，实堪称巾帼英豪。

谢冰莹曾说：“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写实工作。然而中国的环境比不上欧美，甚至连日本都不如，但我并不害怕。我照自己的胆量写下去，不怕社会的毁谤与攻击，我写我的，管他干什么呢？”谢冰莹不仅敢写，也确实能写，是罕见的写作狂，她曾说：“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作敌人一般看待。”如此气聚神凝，专心致志，一直写到九十多岁，著作等身，她仍然笔耕不辍。

谢冰莹共结婚三次：始嫁萧明，以逃婚了结；继嫁符号，亦劳燕分飞。直到她嫁给知识分子贾伊箴后，才找到了感情的归宿。抗战期间，谢冰莹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贾伊箴是“编外团员”，与妻子寸步不离，遇着敌机轰炸，他就用整个身体屏蔽她。谢冰莹一边感动，一边嗔怪：“你呀，是个天造地设的大傻瓜，你又不是钢筋水泥，你这把瘦骨头，能护得住我吗！”贾伊箴呵呵一乐，下次照旧故伎重演。

1948年，谢冰莹应聘台湾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贾伊箴说：“冰莹，你真是个名符其实的‘谢百天’呀，在哪儿也待不了一百天！刚到北平，干得好好的嘛！咱们还是别到台湾去了吧。”谢冰莹说：“台湾是祖国的宝岛呀，我还没去过呢！就这么定了，去！”在这么大的决定上，贾伊箴依然惟谢冰莹的马首是瞻。

1974年，谢冰莹再次拿主意，定居于美国旧金山。她有一间朝向西北的卧室正对着著名的金门大桥，那扇窗户像个偌大的画框，金门桥始终都在她的视野里。她与大桥每日遥遥相望，就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她和贾伊箴不想离开此地，一住就是二十六度春秋。

谢冰莹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可归结为六个字：“能吃苦，不怕穷。”她前半生数次被捕入狱，遭遇过一连串的艰难坎坷，但她个性刚强，行为果断，往往化险为夷。从一个农村少女成长为一名女兵，又从一名女兵成长为一位女作家，她的人生波澜壮阔，最后的高潮部分尤其令人拍案惊奇。

佛家讲因果，也讲缘分。种下善因结善果，种下恶因结恶果，兰因絮果那样的例外当然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见。遇到随缘指引而入法门者可谓有缘分，“缘分一到，就能住庙”，这个庙可实可虚，只要我心常在，则我佛常在。

1956年，谢冰莹皈依佛门，法号慈莹，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谢冰莹信佛，是一个谜，要揭开谜底，就不能不提及那桩旧事：1954年，谢冰莹为台湾《读书杂志》撰写长篇小说《红豆》，刚连载完两期，笔底就感觉枯涩了。她请求主编暂停，但歇憩一段日子后仍觉动力不足，她感到心灰意懒，决定半途而废，可是主编和读者翘首以待，令她深感愧疚，更加苦恼。

有道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谢冰莹心想：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有求必应，何不求她发一回慈悲？想到就做，当天晚上，谢冰莹拎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寺庙，向观音菩萨叩拜祷告后，仿佛灵光入脑，百窍皆通，她往书桌前一坐，立刻文思泉涌，五千多字一气呵成。她在庙里住了数日光景，长篇小说《红豆》即宣告杀青。

到底是菩萨显灵，还是水到渠成？这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谢冰莹回答这个提问——“世间真有佛法吗”，答案只有六个字：“信则有，不信则无。”晚年，她燃香礼佛，虔诚供奉观世音菩萨，心净而意诚，编写了许多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为光大佛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