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思想“法家”理论最高峰由韩非子学说达成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的著作集。

韩非，又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园前233），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散文家。战国晚期韩国（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子。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韩王并没有采纳，于是发愤著书立说，以求闻达。却很受秦始皇的赏识。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王虽然高兴，但留而不用，后来韩非在秦遭李斯、姚贾诬害，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法家学说，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成立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他在总结批判前期法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法家思想体系，吸收了荀子、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提出一套以法、术、势相结合的方法治理国家的理论观点，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依据。

所谓“法”，就是指法律、法令。

所谓“术”，就是指统治的权术。

所谓“势”，就是指权力，势力。

这三者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其中“法”是公开的，是约束公众的；“术”是统治者个人掌握的，要深藏不露；“势”是“法”和“术”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只有握有实权，有了巨大的权势，才可以推行法治，使用权术。

商鞅曾提出以“法”治国，申不害主张君主要有驭臣之“势”，慎到则强调了“势”，即君主的权威。

韩非把三者贯串起来，并对一些环节加以补充发展，使之成为系统的学说。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

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集。《汉书-艺文志》中著录《韩非子》55篇，与今本的篇数相同，由汉武帝时的光禄大夫刘向编定。

《韩非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反映了战国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许多重要情况。其中《解老》、《喻老》是中国最早注释和解说《老子》的著作。

《韩非子》散文的特点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揭露矛盾，驳难有力，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

其中《五蠹》长达七千言，是韩非的代表作，文章激烈抨击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说这五种人是邦之蠹虫，有害于社会，提出了严刑厚赏、厉行法治的主张。

文章论据充实，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其对对立面的嘲笑，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了散文严峻峭刻的风格。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和《削足适履》、“讳疾忌医”、“老马识途”等等，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蕴含着深隽的哲理，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他的“画犬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含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因素。

《韩非子》堪称先秦论说文中扛鼎之作，为政论散文树立了楷模，对后世很有影响。

《韩非子》版本很多，读注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原书的思想。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较为详备，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是研究《韩非子》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