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敢挑战体制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孟子

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第一块碑石和路标。

这块碑石和路标上写着：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自经界始，尚志为事；对权势者投以轻蔑的一瞥；能言利齿，所向披靡。

孟子以语言为干戚，向王侯卿贵们发起了逼近底线的冲击。

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杀人就干不成事的时代，是一个抢地、抢人、抢钱的时代。

孟子生前，战国几次著名的重大战役已经发生。所以，《孟子》书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以下字句，就一点也不奇怪：“今天夫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后来，孟子终于强忍不住地脱口骂出：“不仁哉，梁惠王也！”——这梁惠王真不是个东西呀！——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孟子 尽心下》）——为了弄块地皮，不但牺牲无辜的百姓，连自己的骨肉，也豁出去不顾了！

据梁涛先生《孟子行年考》考证，下面这件事，发生在孟子生平第一次出山，初试锋刃。那年，孟子40岁。

孟子的祖国邹国，和相邻的鲁国，发生边境纠纷。邹国在纠纷中死30多个公务人员。邹国的老百姓，抱臂冷眼，看着自己的顶头上司，或是什么父母官，被外人活活打死，就是一动不动，坐山观虎斗。

邹穆公一边向孟子吐苦水，一边讨教，该拿这些可恶的无动于衷、见义不勇为的刁民怎么办？把他们全杀了吧，人数实在太多，杀也不容易杀完；不杀吧，那以后人人都这么效仿，那还了得？“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

孟子怎么回答的？——报应！“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孟子 梁惠王下》）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饿死、冻死路边，有口气的流浪各地乞讨为生，你们却富得流油，钱多得没处花；那些公务人员，有谁想到过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老百姓？你们当过回事吗？曾先生说过，当心！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现在，可不是老百姓来“还”来了，你还想怪他们？

——这真是三千年人世间第一等痛快语！

孟子对曾抱以很大幻想的齐宣王，有过一段苦口婆心的长篇游说，其中有“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 梁惠王上》）。

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就很可能铤而走险；等老百姓犯了事，你们动用国家机器来处罚，这就是罔民。罔，朱熹《孟子集注》解释为：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也就是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中犯事，然后，又在不明就里中给收拾了。

有人看到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就以为孟子只讲大道理，不讲钱。其实，孟子不但讲利，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套一套的，深谙“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尽心下》）的道理。

孟子的意思，是让那些最高官僚们，成天少惦记着些银两，多想点怎么能给老百姓办点人事。至于对平头百姓，孟子倒是时常不忘，他们口袋里，是否还剩了一块两毛五。

自经界始，这是孟子劝滕文公搞“井田制”用的词，那事后来没搞成，于是我把它搬到这来，以此说明孟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初始建设。

知识分子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这里说的是狭义，也就是爱德华-W-萨义德所界定的，或者说他所期许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比大熊猫更为珍罕的生物。

秦汉以后，两千年中华文明史，我们能见到的，是一种所谓士子或士大夫的东西，这种原本是体制内的产存物。但当早先所谓的士，从体制框架的子宫内壁上脱落，孤悬在外，中国最古老知识分子的萌芽，也就开始了。

这种萌芽，极其缓慢，极富中国特色。孟子以前(现今依然)，最大特色，就是要重新挤回到体制子宫中去。孔子是其突出代表，老庄们则做了旁观者，并最终选择了放弃。只有孟子，性格锐利、强悍，在现实生活面前，无奈地且战且退，一步步后撤的同时，爆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声尖厉、刺耳的呐喊，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地竖立了原始的木栅栏。

作者：黄坚
来源：《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2007年8月 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