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活跃在苏俄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人是刘绍周

1950年9月上旬，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召开的外事座谈会上，郑重向大家介绍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并且对他说：“您作为一名旅俄华工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并能三次见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 周总理所指的这位老人名叫刘泽荣，曾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最早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人。

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

刘泽荣，又名刘绍周，广东高要县（今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市）人，1892年出生于广州。清朝时，茶叶已是中俄贸易的大宗商品，俄语中的“茶叶”（чай）就是中文的音译。由于俄国天寒地冻，茶树难以培植，故要在中国聘请茶叶技师来俄指导，这一想法得到了俄国沙皇的首肯。1888年，俄国茶商波波夫结识并邀请刘泽荣的父亲刘峻周来俄指导制茶工作。这样，5岁的刘泽荣就随父母乘船从广州港出发，辗转抵达俄南部港口城市巴统（今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首府）。

其父亲刘峻周作为茶业专家，后来成为第一个获俄国奖章的中国人。

刘泽荣在高加索的巴统读完中学后，进入了彼得堡综合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毕业后他去高加索一所中学任数学教员。1916年秋，刘泽荣又回到彼得堡入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他担任了当地华侨为救济在俄华工事务、而于1917年4月成立的“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1918年底，该团体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此期间，刘泽荣代表该组织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

1920年11月18日，刘泽荣辞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之职，携家属随当时访俄的北洋军阀政府张斯麐（读音“麟”）代表团回国。1920年12月中旬，刘泽荣一家回到了哈尔滨。

回国后的刘泽荣逐渐同共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了关系，也没有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他先在法庭里作了一段翻译工作，不久就到中东路工作，并担任了中东路监事会的监事长。

在1927至1929这三年中，他曾同代表国民党政府的莫德惠（中东路董事长）三次去苏联参加有关中东路的谈判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刘泽荣辞去了中东路的职务来到北京，先后在东北大学、北平法商学院教授法律、俄文和经济课程。

“七七”事变后，刘泽荣又前往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教授俄文。

1940年，刘泽荣随同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担任了驻苏使馆参赞。1945年初，刘泽荣从苏联调往新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刘泽荣回到北京。

全国解放后，刘泽荣一直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俄汉词典》的编辑工作。1970年7月，刘泽荣在北京去世。

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8年，世界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波兰等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侨居苏俄的各国左派社会党人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支持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团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各国左翼团体要求创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机构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就为第三国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9年3月2日至6日，酝酿已久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胜利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

当共产国际一、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这两次重要会议。

当列宁和苏共中央得知有一支中国工人的队伍活跃在苏俄，立即指示苏俄外交部向刘泽荣、张永奎所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出了盛情邀请。

为了适合出席这次大会，刘泽荣特意将所代表的组织名称“旅俄华工联合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刘泽荣在向大会递交的申请书上声明：“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旨是联合中国先进的民主力量，同企图瓜分中国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以及世界资本家们的贪婪野心做坚决斗争，呼应苏俄领导的世界革命，促进苏俄领导的世界革命。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极为隆重。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致开幕词并被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接着，大会听取了德国、瑞士、芬兰、匈牙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代表的报告。他们讲述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和苏俄革命对本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大会就是否立即成立共产国际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和争论，会议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有32个党和团体同意建立第三国际。刘泽荣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明确表示同意建立共产国际。

大会选举了由苏俄、德国、奥地利等国代表所组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选举季诺维也夫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1919年3月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标志着大会完成了所预定的创建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的任务。

刘泽荣不仅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在会议上发了言。1919年3月5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列宁主持，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刘泽荣也发了言。刘泽荣对共产国际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

他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向旗帜鲜明地誓死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并没有记下刘泽荣的发言内容。会议记录上载“刘泽荣先用中文发言，随后用俄语发言。”会议记录中的注释说：“在代表大会发言记录中，中国代表刘泽荣的发言没有记上。但在1919年3月6日《真理报》上有他的祝贺词，他的祝贺词还刊登在《代表大会资料》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48页）

据刘泽荣本人回忆说，他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除代表中国工人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谈了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同刘泽荣一起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代表张永奎此时已取道南俄回国，与刘泽荣一同参加会议的是中国代表安恩学。刘泽荣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局负责人的身份出席大会的。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研究东方人民革命问题，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列宁、加米涅夫、罗易、和马林等人，刘泽荣也是委员之一。他参加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罗易的《补充提纲》的研究和讨论。刘泽荣还在1920年7月2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了言。刘泽荣在发言中分析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说：“目下中国几乎是许多独立的省份，其领导人是赋有全权的都督。他们同样又都是政府成员，全都是军人安福派，即旧军阀政党的成员。……都督的专制独裁的权力和二百万无纪律的、谁有钱就由谁管辖的军队的存在，形成了绝对的无政府状态的局面，群众的经常的革命不满和反抗精神都是由于这一切而产生的”。

刘泽荣还介绍了五四运动的情况，赞扬了学生、工人的爱国行动。他说：“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尽管如此，运动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焕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后来，学生们明白了，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开始奔赴工人群众的事业。中国工人也开始懂得他们是力量”。

最后，刘泽荣要求共产国际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意义，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工作。他说：“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对这一事实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日本帝国主义扎根于亚洲，并将其帝国主义意图指向西伯利亚、太平洋岛屿、甚至于南美洲。”（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2页）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记载刘泽荣（以廖超的化名）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94页）。

刘泽荣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

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刘泽荣第一次见到了列宁。由于刘泽荣代表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以坚定态度支持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刘泽荣领导的这一华工组织一直受到苏俄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注。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亲切会见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刘泽荣与张永奎，对他们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和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做出的努力表示热情鼓励与感谢。

据刘泽荣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拜访列宁同志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记得第一次去见这位伟大领袖时，是在下午大会休会时间，他向我们讲述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核心：在苏俄建成社会主义、甚至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是与西方革命为主的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东方革命是对世界革命的有力促进和补充。列宁还对“旅俄华工联合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会见结束时，他紧紧地握了握我和张永奎的手说：‘年轻就有希望。希望您继续艰苦拼搏，为广大华工创造更多业绩。’……他还问我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告诉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很好。”（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1919年11月19日，刘泽荣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第二次见到了列宁，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此时的中国，五四运动已经爆发。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首的五四先锋向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今后的世界必将是苏俄革命的赤旗世界！他们在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联系之下，积极投身北京、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小组的组建活动。”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是，列宁原来寄希望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如人意，倒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势力量。因此，列宁关注的目光逐渐转向中国，列宁的心与中国革命距离更近了。他这次接见刘泽荣，就是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

会见中，列宁向刘泽荣询问了有关中国与中国革命的情况，了解“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有关问题，还详细询问苏俄政权在帮助和支持“旅俄华工联合会”方面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刘泽荣伸手掏出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他的身份证件给列宁看，这表明刘泽荣享受了与苏共高层干部一样的政治待遇。

列宁拿过证件，见上面“自述”栏里写道:“持证者系维护在俄华工利益的唯一全权代表，务请各机关、单位给予各种协助。”列宁看后皱了皱眉，用手拍了一下前额，拿起桌上的红笔，飞快地在证件的空白处写道:“要求所有苏维埃政府机关及主管人员对该同志予以一切照顾、关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即列宁）1919年11月19日。”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即1920年7月22日，刘泽荣第三次见到了列宁。这次会见是为了北洋军阀政府张斯麐代表团赴莫斯科之事。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相比，中国人民更加感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民主和人道的政权实质。当时中国许多社会团体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与苏俄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北洋军阀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于1920年派张斯麐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谈判。

当时的中国由于正处于直皖战争之中，张斯麐代表团于1920年6月到达远东共和国首府上乌丁斯克时，还未能完全取得代表中国北洋政府前往苏俄谈判的有关代表权，于是张斯麐代表团中的张永奎（曾和刘泽荣一道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打电报给“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请求其从中斡旋。接到电报后，刘泽荣利用会议之便，直接向列宁请示此事,希望在没有得到北洋政府答复之前,允许张斯麐代表团前来莫斯科。列宁会见刘泽荣时当即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立即来到莫斯科。

张斯麐代表团回国时,苏俄政府委托他向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声明重申苏方“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废除沙俄同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苏方在声明中还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支持白俄分子的活动，驱逐旧俄外交官，归还俄国使领馆的财产并不得向非法的俄国团体支付庚子赔款。”此外，列宁还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刘泽荣与张斯麐对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的这一态度深表敬佩，对北洋军阀政府在西方列强压力下不敢与苏俄建立友好国家关系的做法深感惋惜。

刘泽荣由于代表中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而载入历史。

作者：徐世强
来源：《广东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