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载古代最早将一夫一妻形成制度始于西周

现代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也叫作“单偶婚”、“个体婚”，即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形式。与之相对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单偶婚由对偶婚发展而来。它是在父系氏族社会中产生的。

建立这种婚姻的目的在于确保所生的子女出自一个父亲，以继承家庭的财产。在远古的时代，一夫一妻制比较固定，不过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而妻子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龙山文化就出现了一夫一妻的合葬墓。

西周时期，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血缘关系、政治关系高度一致的宗法政治制度。以政治、血缘双重标准构建“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权体制。“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以血缘上的亲疏和血统上的嫡庶为标准，整个社会被划分成不同层次的“大宗”、“小宗”。

在西周典型的宗法政治体制下，婚姻制度具有明显的宗法特征。西周宗法性婚姻制度为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效仿、采纳。

根据宗法制度，婚姻的目的在于延续宗法血脉，《礼记-婚义》中记述婚姻“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宗法制度注重亲疏、嫡庶的区别。为明确嫡庶，西周实行一夫一妻制。据《礼记-曲记》记载，西周时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候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明媒正娶的嫡妻只有一个，不得以妻为妾，也不得以妾为妻。因此，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

从制度向法律的迈进过程中，一夫一妻制也写进了律法。例如唐代的《唐律疏议-户婚》明确记载，“一夫一妇，不刊之制。”

但以现代的标准， 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实行的并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在古代，男人以正娶之外另种方式占有的女人一般称为“妾”，妾是不能和妻相提并论的。

“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也就是说把妻子作为对等的婚姻主体，而妾是当作财产看待的。封建法律禁止多妻而不禁止多妾，正妻只能有一个，娶妾则不禁。

这里的妾包括了媵（读音“映”）、婢等，通通视为财物。

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他的正式妻子只有一位，即“正妻”（或称正房、嫡妻、正室）。少数情况中，会多娶与正妻地位相等的妻子，则称为平妻。

除正妻以外，男人可以拥有数量不等的妾，也称“偏房”、“侧室”、“庶妻”，民间俗称“小老婆”、“细姨”，比妾地位更低的则是宠婢。

三者的地位依次降低，妻须明媒正娶，所生子嗣称为“嫡出”，具有正统法理的继承权利。妾和婢女所生子嗣称为“庶出”，地位较低，妾以较为简单的仪式所纳，所生的子嗣仍可能有资格继承家族遗产。

婢女所生子嗣则属于私生子，甚至有时不被视为家庭成员。

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理念的明代朱熹认为，“一夫一妻多妾”本质上是“三妻四妾”，三妻四妾是人欲，一夫一妻才是天理。

在近代以前，官员和商人纳妾的情况是很广泛的，但对于妾的出身则有着相应的要求。比如明代，朝廷明确规定：官员不可纳妓为妾，否则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在古代，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有钱人这些人有实质的特权、有财力去占有多个女人，而且视正妻之外为财产。那些没钱的穷人若能有幸成婚，倒是普遍的事实上的一夫一妻制。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仅是对普通百姓而言的，是一种形式上的，甚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的一夫一妻制都是虚伪的，往往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并以男尊女卑、女子受父权和夫权支配为特点。　

比如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0年公布《民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但初期民间纳妾仍然盛行，政府只能做到要求高级官员不要纳妾。

今天，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纳妾都是非法的，但事实上的纳妾（包二奶）的情况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