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带釉砖瓦出土于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四路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在1995年配合城市建设中所发现,揭示出距今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宫苑遗址。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实景,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2年开始,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南越国的大型宫殿、廊道和地下排水系统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南越国的各种建筑构件以及陶器、铁器、木简等重要文物,为研究南越国的社会经济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其中建筑构件中发现了很多带釉的砖瓦,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釉面砖瓦,为带釉砖瓦的发展以及建筑史和海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
一、我国发现最早的带釉砖瓦
人类在利用粘土烧制生活陶器的过程中发明了砖瓦等一系列陶质建筑材料。我国最早的陶质建材是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微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红陶块”,随后是距今4300多年前淮阳平粮台龙山城用于卫生设施的陶水管,到了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用于屋面的筒瓦、板瓦以及绳纹四钉砖等。
战国时期,砖瓦大量出现,进入秦汉时期,砖瓦的发展进入建筑史上的繁荣时期,“秦砖汉瓦”家喻户晓。直至今天,陶质建筑材料始终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它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铅釉陶的产生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汉墓里出现的铅釉陶是与商周时期的青瓷一脉相承,为中国古人首创;另一种说法是武帝时期经西域传来,受古埃及金属硅酸釉影响产生,与国内最早出现釉陶的时间吻合。
随着釉陶的发展与演变,直至1600多年前的北朝时期釉陶工艺引入建筑,带釉的陶质建筑饰件开始烧制,并以琉璃的形式开始用于建筑。一直认为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出土的琉璃瓦片为国内最早发现。之后历经隋、唐、宋、元的发展,至明清时期,琉璃瓦进入了它的全盛期,并广泛应用于皇家建筑之上。
世界上碱釉釉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为边界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类已经开始使用不同颜色的砖,甚至是釉面砖或瓷砖。公元前十九世纪中以青色琉璃砖装饰古巴比伦城的北门,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高超的建筑水平;青釉下用锰的紫色描绘花纹陶器于公元前2000年埃及新王朝时期烧造;而以铅为助溶剂的铅釉陶器流行于公元二世纪的地中海沿岸,为古罗马人所钟爱。也有专家学者认为碱金属硅酸釉在埃及早已发明,直到混入含铅物质变成容易熔化的釉后,才逐渐从埃及扩展到国外。
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了青釉带钉板瓦、青釉普通简瓦、菱形四叶纹青釉长方砖和青釉“万岁”瓦当,这些带釉砖瓦的釉呈青灰色,有细碎片,玻璃质感强,可有效防止雨水渗漏,是当时砖瓦烧制工艺的一大进步,反映了当时建筑技术的高超。它将此前所知的中国古代使用带釉砖瓦的历史从北朝时期大大提前到了南越国时期。这对于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突破。
二、南越国高超的工艺与建筑水平
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上,亚洲的木构和欧洲等西方的石构各放异彩,一木一石成了东西文化在建筑上的分野。在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以石充当主建料,形成了以石为本位风格的古西方建筑,也印证了“建筑史即为石头史”的说法。在建筑用材中,我国的建筑体系一直以木材为主,直至东汉时才较多使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而南越国宫署遗址却保存了大量石构遗迹和遗物,为秦汉考古首现。
石质建筑用材、独特的建筑手法都显露出南越宫苑与同时期的中国建筑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却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的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带釉砖瓦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出现,是陶质建筑材料的一大进步。南越国的工匠们将釉的材料与技术成功应用到砖瓦上,为中国琉璃瓦的发明与生产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南越国高超的建筑水平。
三、早期海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南越国是赵佗于秦末汉初在我国岭南建立的地方政权,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利于海上交通与贸易,也造就了越人善舟习水。
越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段石锛在菲律宾及太平洋的玻利尼亚岛、苏拉威西岛和北婆罗洲一带的发现,可知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越先人可能已与这些地方有来往。1975年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秦代造船工场遗址,表明当时已能够规模生产在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船只,在广州的汉墓里发现了木船、陶船模型和彩绘木船模型等,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造船与航运交通的发达。在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镂孔铜熏炉、圆形银盒、焊珠金花泡、象牙以及香料等都是两千年前的海外舶来品,可知南越国时期已经同海外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
南越国时期首次出现并运用于建筑上的釉陶,该釉与当时我国常见的高钙灰釉和以铁、铜等为着色剂的铅釉不同,属于极为罕见的碱釉,釉的钠钾等碱金属氧化物含量达到了14%左右,其成分与西方的钠钾玻璃接近。
因此,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釉面砖瓦制作技艺很可能就是经海外引进发展的,是南越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无疑对我国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袁春霞 (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