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宝卷学术研究始于顾颉刚先生的推荐

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的一种说唱形式，演唱宝卷称“宣卷”。

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

由于宝卷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仪轨和劝善说教，这一类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教派的宝卷；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和少量在民间宣卷时演唱的具有文学性的仪式歌、俗曲，这一类主要是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

对宝卷的研究，基本上也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切入。

现代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的文学价值，并将其推荐给学术界的是顾颉（读音“杰”）刚先生。1924-1925年他在《歌谣周刊》发起和主持孟姜女故事讨论时，全文刊载了民国乙卯（1915）岭南永裕谦刊本《孟姜仙女宝卷》（1924.11.23第69期，至1925.6.21第96期“孟姜女故事研究专号”，分六次刊载），并指出：“宝卷的起源甚古”，罗振玉《敦煌零拾》（上虞罗氏铅印本，1924）所收《佛曲》三种是“唐代的宝卷”；《金瓶梅》中“吴月娘是最喜听宣卷的，宣卷的人是尼姑”；“《孟姜仙女宝卷》的著作时代，我虽未敢断定，但总以为非近代作品”（1925.6.21，第90期，钱肇基信的“按语”）。

后来顾颉刚在《苏州近代乐歌》（《歌谣周刊》，3:1,1934.4.3）一文中对苏州宣卷作了介绍，指出“宣卷是宣扬佛法的歌曲，里边的故事总是劝人积德修寿”，宣卷的听众主要是妇女，请到家中来唱，“做寿时更是少不了的”；滩簧盛行之后，宣卷人“改革旧章”，曹少堂始倡为“文明宣卷”。这是对近现代苏州民间宣卷最早的综合介绍。　

与此同时，郑振铎先生也开始搜集和研究宝卷，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专号上发表论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该文第七节“巨著的发现”所论为开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所指即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戏曲等从未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的俗文学作品。

这时他尚把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同宝卷一道称之为“佛曲”，认为“佛曲是一种并非不流行的文艺著作，自唐五代以来，时时有作者，其中颇有不少好的东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宝卷》，其描写都很不坏。其与民间的影响却更不小”。

该文第八节“中国文学的整理”中称佛曲（变文和宝卷）、弹词、鼓词“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伊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

在这个专号中同时刊出郑的《佛曲叙录》，介绍了36种宝卷，“小引”中称宝卷“为流行于南方的最古的民间叙事诗”。1934年郑振铎发表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文学》，2:6，上海：生活书店，1934.6），其第四节专论宝卷，指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变文之名易为宝卷的年代”在宋初，“惟宋初尝严禁诸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指出在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颇有元人抄本的可能”，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则“已渐渐离开变文而自成一种新的体裁”。

对宝卷文学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威、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刍罕其匹。”“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弘伟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　

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这是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著作，书中将“宝卷”列为专章（第十一章）。

其内容总结了作者此前发表的论文中的论点，并有修订补充，如：指出“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受神之感示）所作”，“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指出变文到宝卷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宋代的“谈经”（或“说经”），“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

将宝卷重新分类为：
（一）佛教的宝卷——①劝世经文，②佛教的故事；
（二）非佛教的宝卷——①神道故事，②民间故事，③杂卷。

书中引用了大量作者珍藏的宝卷原文，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等，这些珍本宝卷至今一般研究者难得一见。　

受郑振铎影响，30年代许多学者注意到宝卷的研究。向觉明（达）《明清之际的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2:6,1934.6）指出“这种宝卷大部分仿照佛经的形式”，“这类作品总自有其宗教上的目的，并不能视为文学的作品”，“倒是研究明清之际白莲教一类秘密教门的一宗好材料”。

李嘉瑞《宣卷》（《剧学月刊》，4:10,1935.10）文，从《海陬冶游录》《盛湖竹枝词》等文献中，钩稽出有关清末上海和苏南农村民间宣卷的记述，有助于了解江浙地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发展情况。孙楷第《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北京，6:3,1937）之一《讲唱经文》，在论及唐代讲经体例时，以《金瓶梅词话》中讲唱《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卷》的情形作印证，说明了后世宝卷与唐代俗讲的渊源关系。　

1937年，在复刊后的《歌谣周刊》上，就宝卷与影戏的关系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由佟晶心《探讨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2:37,1937.3.6）一文引起。

佟文提出：“唐代的俗讲与后来的一切平民歌曲（按，指各种说唱文学和戏曲）都有关系”，“宝卷的前身是变文”，宝卷与影戏有“父子关系”，“中国现代的乡土俗戏将要因研究宝卷而得到它们的父子的关系”。

吴晓铃《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2:40,1937.3.27）主要就影戏与宝卷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后来叶德钧也参加讨论（《关于影戏》，3:3, 1937. 4. 17）。这一讨论因《歌谣周刊》停刊而终止。

由于郑振铎的倡导，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许多学者注意搜集宝卷，如傅惜华、杜颖陶、马愚卿（廉）、赵景深等，使一大批珍本宝卷保存在国内。40年代末，傅惜华编出第一部宝卷综合目录《宝卷总录》（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共收宝卷246种，对已发现的宝卷及时做了总结。　

从上个世界20年代顾颉刚首先将宝卷推荐给学术界，郑振铎将宝卷纳入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体系，到1950年以前，中国学者对宝卷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其中，郑振铎的研究起点既高，又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他对宝卷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为一些研究者承袭。

由于宝卷发展的历史悠久，涉及的社会问题多，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很少，所以，以郑振铎为首的开拓者的宝卷研究，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但他们的开拓和探讨精神、他们对宝卷的搜集和整理编目，为以后的宝卷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