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国时最有名的上海交际名媛是唐瑛

中国民国时最有名的上海交际名媛是唐瑛

2011年5月20日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2011世界舞美大师李名觉舞台设计回顾展”,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整整10天,展厅里人头攒动,川流不息。

有两类人是昂着头往里挤的——一类是美术界、艺术界的中青年,他们是冲着李名觉去的。李是这个领域的世界“三大亨”之一,曾荣获美国艺术人文类最高奖“美国国家艺术及人文奖”,他的作品影响了美国一代人。

还有一拨是老上海。与其说他们是来看李名觉的作品的,还不如说是来寻找他妈妈的影子的,因为李名觉的妈妈,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唐瑛。

Tang-Ying(图:年轻貌美的唐瑛)

关心“南唐北陆”(唐指唐瑛,北指陆小曼,她们是当年中国名气最大的两位交际名媛)的人真不少,光是一个“南唐”,网上就有二十几万篇文章谈及。但是很遗憾,文章抄来抄去,以讹传讹,单单唐瑛的出生年月,就生生被“砍”掉了7年。她明明出生于1903年,但网上所有的文章都说是1910年。

唐家祖籍广东,后来有人北上做官,唐瑛的父亲唐乃安就生在金华,于是又称是浙江金华人。唐乃安非常聪明,考上了庚款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读医科,学成回国后先在北洋海军任职,后来南下上海行医,自家开了诊所,还办药厂和药房,常在名门望族间出诊、走动,收入颇为不菲。唐瑛的母亲是昆山著名基督教大家族徐家的小姐,名徐亦蓁。徐家的祖上读书做官,曾出过三个状元,到了近代,好几代人都入了教会。唐瑛的外公徐退三先生是浸礼会昆山分会的创办人,还是当地教堂的第一任牧师,教堂也是他募捐建造的。

唐乃安不仅行医,还热心学术和社会活动。他与夫人(夫人徐亦蓁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与吴贻芳女士同学)的侄女婿牛惠生及其兄牛惠霖,都是早期留学回国的著名西医。朋友中有伍联德、刁信德、丁福宝、严福庆、肖智吉等,都是西医界的一时俊彦,他们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华医学会,于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唐乃安与牛惠生同时当选为书记,唐乃安还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的第一任会长。牛惠生、牛惠霖兄弟后来创办了著名的霖生医院,其中牛惠生是唐瑛的表姐夫。

唐瑛的哥哥唐腴庐比她大6岁,1917年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留学美国,其父建议他也念医科,回来好继承家业。但唐腴庐对医学没兴趣,先后入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选择了商科和政治学。他与宋子文、杨杏佛在美国读书时是同学,关系甚好。4年后回国,唐腴庐先在高校教书,后任英文报刊《大陆报》、《远东杂志》副主笔、国民新闻社的编辑长,擅长时评,著述甚丰,颇具声誉,1929年被已是财政部长的宋子文邀为秘书。那些年中,宋子文、杨杏佛都是唐家的常客。

唐瑛从小聪明伶俐,很有主张,一双眼睛穿透力极强。生活在上海租界及众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中,再加上教会家庭环境的熏陶,英语几乎成了她的第二母语,欧风美雨也浸润得多。进入中西女中后更是如鱼得水,开发了她的天性,因为中西女中非常开放,主张女子解放和女子自立的人格。教育方法也非常活泼,很注重学生的表现力,如排练文艺节目几乎是每天的功课,学生食堂里每天必有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常常是十几分钟的英语小品,唐瑛是当时最出色的一位,常会即兴发挥。学校为了促进学生登台演剧,还登报向社会募集款项,买服装、置办道具等,这都给天性活泼的唐瑛以充分舒展的平台。从那时起,她就恋上了舞台,不仅喜欢中国话剧、英语话剧,还喜欢昆曲,家里特地为她请来昆曲老师。

对于戏剧艺术,她热衷了一辈子,并把艺术“细胞”成功地传递给了她的儿子,以至于有些媒体介绍李名觉时,总不忘带上一句:“从小随母亲看戏、听歌剧、音乐会,接触西方文学艺术,由此步入戏剧艺术的殿堂……”

最喜兰心、卡尔登上世纪20年代初,唐瑛中西女中毕业时,已经风头很健了,常常参加演出,出席社交活动。那时遇有内地旱灾、水灾、兵灾等,社会团体常会发起义演募捐,唐瑛很乐意参加这类活动,对自己的演技也精益求精,毫不含糊。自然,参加社会活动越多,结交的朋友也越多。她家原本是一个开放的、有国际视野的家庭,而且与宋氏家族关系密切,海上名媛光鲜亮丽,举手投足无不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来请她的人就越来越多。翻翻20年代的《良友画报》,时不时还能看到她的倩影。1926年6月,江南五所大学(复旦、光华、持志等)举行运动会,产生各项冠军后,居然请唐瑛前来颁奖,让她逐渐成为上海滩的“交际明星”。

当时中国的话剧运动正风起云涌,大小剧团、剧社如雨后春笋,各种流派和主张也开始争奇斗艳。洪深先生当时改编了英国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上演后一炮打响,原本计划只演两场,结果演了十几场还欲罢不能。后来业余剧团和一些学生剧团也一哄而上。唐瑛在这出戏中饰徐小姐,一招一式,一笑一嗔,全是大家闺秀的自然做派,她把自己完全融入剧中,显得游刃有余。

当时,话剧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新兴玩意儿,而对于在十里洋场久住的外国人来说,根本不稀奇,他们早在19世纪60年代(1867年)就已在上海演话剧了,当然是业余性质,演的也是英语剧。尽管是业余性质,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和专门的剧场,而且一脉相承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早期的在圆明园路的A-D-C(即上海西侨业余戏剧俱乐部),就专演话剧,后期的在兰心大戏院和卡尔登大戏院。唐瑛的父亲、哥哥、表哥都是留学生,家里外国朋友来得多了,使她在演戏上似乎对英语话剧更得心应手。

1931年,中华英语剧社在上海成立,时常用英语编演中国的历史故事。1935年,上海滩万国艺术剧院成立,由英国人弗立兹夫人、潘迪-约翰生夫人、西方戏剧专家宋春舫先生等发起,地点在南京路50号。那里有个小剧场,一时中外名流云集,宗旨也是把中国的戏剧推向世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唐瑛是第一批加入的成员。不久,这个剧团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熊式一先生编剧的、英文版的中国古装剧《王宝钏》(这出戏在欧洲上演时,创下了三年间演出数百场的佳绩),引起很大轰动,其中主角王宝钏正是唐瑛,饰薛平贵的是沪江大学的凌宪扬(后来任沪江大学校长),饰王允的是《文汇报》早期的董事之一方伯奋。

熊式一先生编译的英语版《王宝钏》根据京剧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事,分成五幕:(一)王丞相和家人赏,王宝钏慧眼识英雄;(二)王宝钏抛彩球招亲,薛平贵接球缔良缘;(三)薛平贵投军,王夫人寒窑探女;(四)西凉国薛平贵得志,回窑戏宝钏;(五)夫妻团圆。译本的唯一的特点,就是那位代战公主后来被天使引渡成仙,而没有出现像京剧《大登殿》那样“说什么她为正来你为偏,你我结发在她先……”一个昭阳院,一个掌兵权,使两个妻子平分秋色的场面,而让宝钏与平贵夫妻团圆作为结局。

当年亲临现场看演出的老报人江上行后来撰文称:“这次因为是用英语演出京剧第一遭,所以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薛平贵身穿箭衣,头戴软罗帽,王允也口戴‘髯口’,王宝钏的扮相与京剧大致相似。唐瑛不但英语流利,而且也很会做戏,只是他们的台步都走不好,虽然也有管弦乐的配合,但是只有对白而无唱段……”《良友画报》自然把这场别出一格的演出刊出了剧照和说明,只是,大概该画报的主编怕中国人看不懂,把英语版《王宝钏》的剧目,仍旧写成了中文版《红鬃烈马》的老名称。

据李名觉先生回忆,他小时候随妈妈去看戏,去得最多的就是兰心大戏院和卡尔登大戏院。那是在沪外国人和洋派青年演戏、看戏的大本营,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中外文化相互融通的超大沙龙。

知人知面难知音

据唐瑛的妹妹、现年86岁的唐薇红女士说,当年追求唐瑛的青年才俊不知有多少。宋子文早年在盛家老太太面前碰壁后,的确有一度向唐瑛发出过“信号”。但唐瑛的父亲不同意,他不主张子女与政界的人交往,更不能容忍女儿嫁给政要。1926年,唐瑛嫁给了同样从美国耶鲁留学回来的李祖法,他是海上实业界巨擘李云书的儿子,宁波著名家族小港李家的后代,因回国后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务处当负责人,专管下水道工程,所以还得了一个“阴沟博士”的雅号。

世上很多事情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唐瑛在外名气大了,风头足了,别人看来很风光,可是她的丈夫不舒服了。李祖法是搞技术工程的,性格内向,做事一板一眼,不愿看到妻子的照片总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限制了唐瑛的社交活动和戏剧演出。唐瑛对服饰也很有研究,曾开过一家时装店,自己设计,款式前卫,让家里的裁缝按图制作。只要她率先穿在身上走上街头,后面很快就会有人跟风,然后流行起来。但是这些事,在“阴沟博士”看来,都太招摇了,太过分了,他不喜欢。1930年,他们的儿子李名觉出生了,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为了照料幼儿,唐瑛的确“收敛”了许多。但等儿子上了幼儿园,空闲时间多了,唐瑛就又“回归”了社会,回到她的朋友和她喜欢的戏剧艺术中。

1935年7月,当唐瑛在卡尔登大戏院演《王宝钏》大红大紫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却是灰暗的。1936年,儿子6岁的时候,他们终于分手了。李祖法不仅不喜欢看到妻子学戏、演戏,连儿子学画画也反对,因为他常常看到儿子把墨笔弄到嘴里,弄成一个黑嘴巴。当他得知唐瑛为儿子请了国画老师、一本正经地学画的时候,竟然大发雷霆,在他看来,艺术这个东西跟魔鬼没有两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唐瑛遇上了在友邦保险公司工作的容显麟。容先生是广东人,性格活泼,爱好多样,骑马、跳舞、钓鱼等,也是文艺爱好者。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他们渐渐熟识,渐渐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容先生的叔叔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容家也是一个开放的、留学生成堆的大家族。

约在1937年,他们在新加坡结了婚,然后去了美国,1939年又回到上海,住在南京理发店所在的丹尼斯公寓楼上。此时的上海已是抗战中的孤岛,日本人的势力一天天膨胀,外国朋友中很多人回国了,唐瑛自然没有了登台的兴致,专心在家做贤妻良母。但是此时的她,要面对5个孩子,因为容先生也有4个孩子,她很耐心地与孩子们交往,容忍他们的个性发展。到了周末,是他们与李名觉欢聚的时间。

李名觉至今记得母亲和容伯伯带他去看戏、看电影、看画廊、听音乐会或是外出野餐的情景,每个周末都有令人愉快的活动。如果不去看演出,就会带他去吃点心,吃汤面、煨面,还吃美国巧克力和汉堡。他很爱吃汉堡,吃面食,印象中家里几乎是不吃米饭的。

40年代夫妻俩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之间走动,时常从美国给儿子寄一些美术画片和带有汽车图案的明信片,因为画汽车是李名觉小时候的最爱,而唐瑛告诉他,这种汽车明信片,美国有上千种。

哥哥饮弹赴黄泉

1931年7月23日,唐家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宋子文与唐瑛的哥哥唐腴庐从南京返回上海,在北火车站下车时,遭遇了暗杀大王王亚樵的袭击。唐腴庐是宋子文最亲信的秘书。他们的本意是想暗杀宋子文的,谁知由于唐腴庐与宋子文穿着差不多,都很洋派,竟然遭遇误杀,倒在血泊中,送到医院时因一再耽搁,导致失血过多,已经没有救了。最令人扼腕的是,唐君此时刚刚新婚一个多月,新婚妻子谭端女士是民国元老谭延闿的侄女儿,而且已经有了身孕。唐家白发人送黑发人,令无数人为之叹惜。

2010年2月,唐家老朋友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先生在《世纪》杂志上撰文——《关于“南唐北陆”的见闻》,是近年来写唐家与宋家、杨家交往的最具体、最真实的记录。

文中说:“先父杨杏佛与宋子文、唐腴庐均为留美同学。北伐胜利,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宋任财政部长、唐任财政部秘书,父亲任大学院副院长。他们均在南京办公,周末返沪回家,常一起逛霞飞路,饮咖啡,有时去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的露天餐厅惠尔康吃晚饭,父亲常带我一起去。当年的部长出门轻车简从,一名司机一名保卫人员而已。

“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与唐秘书由南京乘火车返沪,他们步出上海北站候车室时,遭刺客枪击,宋伏地而免,唐被误中要害而死。唐死后行政院按例给抚恤金二万,父亲鉴于唐家开销大,父子均死,无人工作赚钱养家,向宋力争将抚恤金增到五万元。

“1932年夏,宋子文邀唐老太太及其家人在祁齐路(今岳阳路)家中晚餐,父亲也带我同去作陪。在他家我第一次看到状如电冰箱的家用冷气机,但制冷效果不大。席间不谈上年北站遇刺事,以免引起唐家老小伤心。饭后宋请我们到外滩乘海关小轮游黄浦江,旋至高桥海滨纳凉。稍坐即返,回家已11点矣。

“在那一段时间,约有两年,父亲常在星期日带我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唐家去吃饭,谈天或打牌。唐瑛和她的丈夫,她的两个表妹也来陪伴老太太。大表妹住在唐家,帮助治家。小表妹培仙在中西女塾住读,她是我的干妈,常带我乘公共汽车去看电影,她买成人票,我买儿童票。可以说,我和唐家的大人小孩都很熟悉。

“但1933年父亲被刺去世后,一直不相往来。直到16年后,上海解放前夕,杨家姆妈(杨润身夫人)告诉我唐老太太和孙女唐小腴已经迁入杨家的公寓几楼几号。我那时在上海航政局工作,乃于一个星期日去看她们。相见后发现唐老太太变化不大,但小腴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他们拟迁居香港。后来又去过两次,知唐瑛已与李祖法离婚,唐老太太领回家教养的那些女孩子均已长成,各奔前程了。”

这些文字如今看起来简约,如拉家常,字里行间却渗透着深情厚谊。自然,比友谊更凝重的还有,那谁也奈何不得的百年沧桑。

晚年还去泡戏院

1948年,唐瑛夫妇及儿子李名觉都到了美国。容显麟仍干老本行,在友邦保险公司当部门经理,这期间,唐瑛利用她的社会联系,还帮丈夫联络了不少客户。李名觉在加州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教书,正式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现在已经是泰斗级的舞台美术大师。容显麟的4个孩子也到美国读书和工作,成家立业,各自有成。

1962年容先生故世后,唐瑛就住到儿子隔壁的一个单元。她非常欣慰,白天可以跟亲戚朋友们打打牌,藉以活络活络脑子。顾维钧先生的夫人严幼韵是她的亲戚(她的表弟媳妇严莲韵是严幼韵的姐姐),家里常年朋友不断,四张麻将桌子都是固定的,她常去坐坐,手气不错。

令她感到骄傲的除了儿子、儿媳,还有3个孙子,她兴致好的时候,就带孙子们看戏、看电影,回来吃点心,都是她自己的手艺。据说她炒的芹菜牛肉片,比饭馆里的还好吃,吃过她包的馄饨,饭馆的馄饨也不要吃了。

1986年,她在纽约的寓所里静静离世。在她手边,有一个直通儿子房间的电铃,但她从来没有碰过一下,她也不用保姆,一切都是自己打理。她走得清清爽爽,一脸从容。但是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很少,人们宁可相信她仍旧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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