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早的民用航空机群主体来自于国民党民航的“两航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级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经过20多年的经营已具有相当规模，其实力在远东居首。

1948年年末，中航拥有：
员工4808人
正副驾驶134人
国内外航线27条，总长45868千米
飞机41架

而央航拥有：
员工2764人
正副驾驶72人
国内外航线18条，总长33550千米
飞机42架

自1948年底开始，中航、央航从上海基地陆续迁到香港。两航运营航线急剧萎缩，同时在香港与英资航空企业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两航处境艰难，前途暗淡。

1949年春天，国共双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发现齐敬宜、陈卓林总经理面对局势变化，对于两航何去何从的态度游移，举棋不定，便向中央军委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专人向两航刘、陈总经理传话。

在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下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并得到了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起义按预期展开。

1949年11月9日6时，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陆续起飞。刘敬宜、陈卓林等乘坐央航潘国定驾驶的康威尔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周恩来总理委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顺利飞抵天津机场。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两航起义北飞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公司员工，两航在国内外各办事处和航站的员工，纷纷响应起义，相继策应归附祖国。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同日，周总理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两公司总经理。

国民党政府和港英当局对两航起义疯狂阻挠，百般破坏。留在香港的员工在民航局、民航广州办事处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排除各种障碍，完成了护产抢运任务，至1952年底，共运回器材约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资设备等。

两航起义给了国民党残余势力政治和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切断了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

同时，两航起义震动了港九，起义成功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国民党在香港九龙的机构分崩离析，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单位相继起义，走向光明。

两航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