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第一个通商口岸是广州

通商口岸又称作商埠，是一个国家和外国通商的地点。政府在商埠设置税务机关，对合法贸易征收关税。

它以海关的设立为重要标识，即不仅同意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同时，还通过海关等政府机构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核算及征税。

中国清代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明永乐以来的海禁，最早设置海关是在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首先在广东广州设粤海关，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设置海关，除广州外，在福建的漳州、江南云台山和浙江的宁波也设立海关，分别称为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税关，进行对外贸易。

因此广州成为中国第一个通商口岸。元代的广州当时是仅次于泉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就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同样繁荣，航道通往亚、欧、非洲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达到一百四十余个。

清初为防范台湾郑氏（郑成功后代）反清势力，在东南沿海“围海迁界”；同时与洋人贸易中，难免会有走私、违法、贩人等丑恶勾当，于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再次实行海禁，将广州并设立为全国唯一的海上对外通商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其他三个海关全部并撤，交由广州海关管理，并对来华贸易的海路外商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说白了，就是当时的清政府不希望中国商人直接与洋人接触，开放国门带来的不仅是贸易和金钱，必定会带来新潮的思想、海外的价值观。赚钱事小，维稳事大。关起门来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是当时的“惰政”，使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后又陷入了近百年的深渊。

广州作为“一口通商”时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垄断全国外贸，当时的广州十三行管理广州港。全国各地都把出口物资运到广州，进行对外贸易。

广州十三行，又称洋行、外洋行、洋货行、洋货十三行、广东十三行等。它是清朝在广州设立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商行。

清政府指定一些商人作为中介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建立和实施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措施，这些中介商人所开设的对外贸易的组织即十三行。

但十三行并不是在“一口通商”下才成立的，它的起源至今未有详细的史料可考，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致认可它在粤海关设立之前已有。

而在“一口通商”政策颁布后，十三行成为进出口贸易机构的总称，实际上，所谓十三行并非正好十三家，而是时有增减。据统计，多时达四五十家；最少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仅有4家；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年）和道光十七年（1837年）刚好十三家。

十三行行商具有半官半商性质，既是经政府批准而享有广州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商人，所有进出口货物均须经由十三行买卖；也负责代办外国商人的进出口货税缴纳，管理和监督在广州外商的活动，当外商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冲突纠纷，行商还要进行协商处理。清政府官员不直接同外商打交道，政府关于外商的一切文书、口信、命令，均通过行商向外商传达，并由行商监督执行。行商实际上兼具经营对外贸易与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

行商并非随便的商人可以充当。清政府规定，行商必须是“殷实诚信之商”承充。富有的商人向户部提出申请，并缴纳几万两至几十万两银子的费用，经户部批准，发放“部帖”，才可成为行商。而许多行商通过缴纳大量银两捐得一官半职，晋升至官僚行列。著名行商有伍家怡和行、潘家同文行（后改名为同孚行）、卢家广利行、叶家义成行等。它们也是中国最早买办阶级的前身。这四家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了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

通过垄断广州对外贸易，行商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清初诗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一首描述了十三行的富贾一方：“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1822年十三行街发生大火，有11家洋行价值4000万两的财物化为乌有，时人记载形容为：“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熄结成条，牢不可破。”

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天子南库”。据清史资料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1850年，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广州名列第四；1875年名列第七。

咸丰六年（1856年），十三行在广州西关大火中毁于一旦。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下，被迫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依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先后开放了广州（1843年7月27日），厦门（1843年11月1日），上海（1843年11月17日），宁波（1844年1月1日）和福州（1844年7月3日）；撤废行商制度，制定“协定关税”，征收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并规定以后税率的变动必须征得通商国家的同意。

从此中国的通商口岸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机制商品、鸦片毒物的倾销市场，以及中国丝茶农副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贩运出国的征集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