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统计，四川人口有735万，其中包括四川行都司（今四川凉山自治州）等周边少数民族地区80万人口，播州（今贵州遵义）55万人口。
由于这两个地方处于云贵川交界处，远离明末四川战乱区，故不纳入明末四川人口大灭绝统计区域，四川人口以600万算。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基本统一中国，结束乱世，清朝进行了第一次户籍统计。
当时四川在籍人丁仅余1.6万户，此时清朝每户大约人均5人，四川剩余人口8万人。
当然，这只是统计在册的四川户籍人口。
柯建中先生在《四川通史》推测清初四川人口有76980人；
而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则推测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川还有50万人，
李世平先生在《四川人口史》，推测顺治十八年，四川还有50万人。
50万和8万就是目前清初四川人口数量影响最大的两个说法。
就算以50万计，明末清初四川人口也从600万锐减至50万，人口减少率高达90%以上。
《明史》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是官修正史，由清朝明史馆官修，张廷玉等主撰。
《明史》记载张献忠喜欢杀人，一日不杀人，就不开心。
《明史 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张献忠喜欢杀人，而且手段残忍。他发明了一个特殊的杀人方法，将活人剥皮，如果皮还没剥下来，受刑人死了，那么，就把行刑的人杀了，行刑的人抵命。
《明史 张献忠传》记载：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
在军中，大小将士，不是按实际的功劳来论功行赏，而是按照杀人的多少来定功劳的大小。一共杀了六万万男女。
《明史 张献忠传》记载：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六万万是指四川共被杀掉600万。
六万万这个数字和文章开头人口历史学家的论证吻合，是指六百万。
有傻逼中国人说《明史》是满清政权组织撰写的，因此有抹黑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起义军领袖之嫌，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洗他们的脑说的，因为毛泽东也自称为农民起义军，只不过用马列包装。
再看清代学者的民间著作：
据清人龙文彬《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这是官方户口中本上登记的，按照人口历史学家的研究，明末官方登记四川人口300万，算上黑户总共600万人口，但是清初再统计，仅剩下1万多户。
和之前《明史》的研究一致。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如果清朝官修正史是诬陷了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那么清民间研究难道是为了得到清皇的打赏？
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四川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
难道民国也是为了诬陷所谓的农民领袖？民间县志的记载四川基本绝户了是一种光宗耀祖的光荣？
大明亡国的第二年，1645年11月23日，同时也是张献忠攻占成都的第二年，作为张献忠军中的“天学国师”，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此时也在成都城中，对于即将到来的魔鬼时刻，张献忠非常得意，还下令将利类思安排到东门城楼，将安文思安排到南门城楼，观看他对20万成都百姓的超级大屠杀。
自从1640年进入四川到成都传教后，利类思此时已在成都待了五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张献忠随后攻占成都，得益于张献忠的礼部尚书吴继善的推荐，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得以被张献忠留用授官。
尽管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却整日活在恐怖战栗之中，因为：
“计其（张献忠）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张献忠）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然而最残酷的，还是这场他们记忆中的成都大屠杀：
1645年11月23日，大屠杀开始了。
分别被张献忠安排在成都城东门和南门城楼“观赏”这场人间惨剧的利类思和安文思痛苦回忆说：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当时，张献忠骑马从南门前往东门“欣赏”自己的这场“杰作”，安文思和利类思于是先后痛哭跪拜，恳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杀无辜，但冷酷的张献忠完全不予理睬。
这场大屠杀从当天上午持续到傍晚，一直到日落西山，被迫目睹这场人间惨剧、痛哭流涕的安文思在崩溃之中，迷迷糊糊返回住处，一路上，他看到成都城内死尸狼籍、血流成河，有一些还没死的孩子甚至还在呻吟，于是这位传教士就一路为这些临死前的孩子们付圣洗，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国，安文思回忆说，他一路上共付洗了12名濒死的孩子。
从1644年9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到1647年1月张献忠死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一直跟随在张献忠左右，得以亲身经历了张献忠“屠蜀”的众多重要事件，一直到张献忠死后，两人辗转逃离，并用拉丁文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百多年间，两人的回忆录一直只在西方入华的传教士间秘密流传，从无中国人知晓，一直到1917年，另外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古洛东最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1918年，这本取名为《圣教入川记》的著作最终出版，中国人至此才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获悉了张献忠屠蜀的部分一手原始文献。
张献忠在疯狂屠杀成都20万人之后，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在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解释自己为何疯狂屠戮川人时，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并从原罪论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
明末清初时人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道：
“逆（张献忠）尝向天诅（咒）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加尔文所说暴君是上帝设立的、对百姓罪恶的报应。
张献忠自己就是这意思，意思就是他看不上四川人，替天行道，杀光杀净为好。
其杀掉600万四川人。基本杀光了。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
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张献忠对女子的残害至深：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迎。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使用“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它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穿着暴露、过于妖艳不应该是招致强奸或屠杀的受害者原罪论吧？
风流淫荡的索多玛蛾摩拉，上帝降下了怒火。
人民的不敬虔而招致了暴君的罪恶吗？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能假以上天之名而屠戮殆尽吗？
四川当年确实是富足、丰沃、风流而雅致的，但当年的四川人都已经被屠杀光了。
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四川大屠杀，中国人很多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