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知为什么以前在中国没成功。
因为不识做。以后能成功否？很难说。
每次让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摆出是皇上的老师这样的态度。皇上一听就烦了，滚，打，杀。凭什么作我的老师，还教我怎么做，轮到你吗？
公知说：某某领导您听我说，一二三四，还没说到五被斩了。小小的县长都想斩人。
我们老百姓很少轮到我们提意见，更没机会见领导或者给领导写信写文章，所以我们在网上胡乱埋怨咒骂装B所谓嬉笑怒骂大不了一死。
但公知有机会说理成事，却没把握机会，可惜也。
公知有机会办成事，但要办成事，需要巧妙地行事，提出建议把事按照自己所想的办了。
这种巧妙不是指吹牛拍马，也不是毫无原则。对待皇上要让皇上自己觉得公知的建议变成是皇上自己聪明，巧妙地影响当权者。此外不要贪功，成事的功劳要算给皇上。
有人批评文革期间钱学森为亩产万斤背书。我觉得钱老懂得自己的使命，搞原子弹是要办的事，亩产万斤是有可能和希望的。这话没错，有可能不代表真有，理论上确实有，但当时哪个领导真信亩产万斤，那不是傻吗，装的自己没拿过锄头当过农民吗，把责任推给说可能和概率的科学家？
钱老成事了，研究出了核弹。
反观现在的公知，极少见到谦虚的，都是皇帝老师的做派，一副皇帝应该按他们说的做，做了就是他们的功劳。错了啊，皇帝真做了好事功劳是皇帝的，下次皇帝才有可能再做好事。当中国的公知列出皇上要做的一二三，皇上九十九不会做，否则就不叫中国的皇帝了嘛。
对，皇帝制度是该废除，但废除前一样得做事成事，如果公知们总是摆出我可以作皇帝老师的鬼样子，估计做不成啥事，就被迫纷纷逃窜。
公知若这态度也搞不成民主。
比如公知看到了中国人是非不分，然后苦口婆心劝人们分是非，这不是傻吗，如果能普遍追求普世和分是非，那还叫中国人吗。
中国就是这种是非不分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成事才是该考虑的，而不是等着中国人会分是非了才推动事成。
公知那种好为人师的不谦虚使他们在中国借不到皇上的力很难成事。他们希望通过个个鲁迅来先像老师一样教育人清醒再做事也只能是梦想，民主是谦虚的听意见然后讨论然后投票。第一步以身作则没有也就实际影响不了什么人啦。
当年的青年学生领袖见到领导时本来是可以对话的窗口，一副我是你老师的派头，必须这个必须那个，虽然超年轻，但口气态度比领导还领导，难免遭到记恨和坦克。因为他们不是美国的领导是中国的领导。
是，我们应该反对皇权，也不应该遭遇坦克。
但当我们有机会对话时，巧妙地成事才是高水平啊。
世上不应该的事很多，让应该发生的发生，让不该发生的尽量不发生才好。
中国的奴才们很懂得如何利用皇上办成自己想要的事，但也需要利用皇上改变中国的中国公知不懂，所以中国两千年来都差不多：不是靠公知改变而是枪炮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