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
语言习惯深刻影响思维逻辑和思考。
英语人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如果是中国人说，其实更应该说，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但不代表我同意你的观点。
这里讲的不是从西方思想到中国借鉴，翻译上一些字词运用的问题，或是语序，而是逻辑。
中国人普遍不太分得清说话的权利和所说的话不是天生划等号的。
因为中国人的语言思维是先有前，再有后的。
你要是按西方人那种说法，他更会想，你一张口我就不准备同意，我都不同意你说的，所以怎么还可能让你有说话的权利呢?因为不同意你，所以你别说了，滚一边去吧。
但如果按中国人的说话方式说“我允许你说话的权利，但你说的未必是我同意的。”，他们就能慢慢理解和接受。
允许别人说话，但不代表我就同意那个观点了。
允许信教自由，但不代表我就要信那个教了。
统治者还是被反驳者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顺序。
父母可以和孩子说：行，我允许你说话。但听完后未必赞成孩子所说的。
领导可以和下属说：行，让某些人先说。但听完后未必赞成其所说的。
我们的语言习惯很重要地影响了我们的逻辑思维。
西方表达强调重点，突出重点，绝对的重点。
而中国人也争取权利，权利也是重点，但却不能太过强调重点，要使之不为重点，必须来一通（你把它叫“避重就轻”也好，叫“铺垫”也好，叫“兜圆”也好，叫“旁白”也好，叫“补充”也好，叫“挽回”也好，叫“旁敲侧击”也好……），你都必须有，然后使重点被接受。
一些叼盘者就很会这种弯弯绕的，但相反一些公知倒不考虑国情了。
思想的传播者里，固然可以允许有蛮夫，但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更看重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
必须要借着前者使后者被接受。不会这种，传播的效率可就没人家高。
世界的文明是相互贯通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既需要鲜明的透彻，还需要圆融的理解。
这或许也算是一种中国古人所说的“中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