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于2013年出版东京庭审全记录

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终结的东京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中国作为参与东京审判的主要国家之一，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却没有一份完整的庭审记录，相关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只有少数学者做了初步的研究，存在很多讹传。为了完整再现那段历史，为国人留下关于本民族荣辱兴衰的真实历史记忆，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次年，国家图书馆与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了共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协议。双方合作的第一项成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于2013年出版，9月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

失落的历史：档案流失影响话语权
二战后，同盟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11国提名的11名法官在日本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终结，其间庭审416天、宣判7天，共开庭423天，庭审记录加上宣判记录长达49858页，其中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20万旁听者，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认为，东京审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大战争遗留问题都可以追溯至东京审判。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们在东京审判第一手资料的积累、研究的深入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空白。据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介绍：“审判结束后，中国代表曾带回两箱文件，包括48000多页的庭审记录和20000多页证据。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档案已经流失，使我国学者研究东京审判遇到很大困难。”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表示：“前几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叫《东京审判是捏造》的书，日本关于东京审判的书不下300种，约有半数如同该书，‘研究’东京审判的意义就是为了推翻所谓的‘东京审判史观’。”程兆奇告诉记者，由于缺乏很多具体的历史档案资料，在回应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言论时，我们往往只能用“大义”来回应，而没有有针对地进行有力反驳，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回应日本挑战的力量。

庭审全记录：赴美补缺7000余页文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编纂、影印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得到了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
据程兆奇介绍，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东京审判结束后，国际检察局和法庭事务局将所有档案资料都移送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记者从出版社了解到，国家图书馆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后，双方专业人员用一年多时间反复阅读相关文献，逐页检查了近5万页馆藏庭审记录，将缺页、重复页、半页、字迹模糊页、特别说明页等逐一整理记录。2012年4月，国家图书馆又派调研组专赴美国深入挖掘史料，通过多方联系，补缺7000余页，基本补全了全部庭审记录原始文献。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共80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全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检方反驳立证、辩方再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过程。

日英文对比：用史料拨开迷雾和讹传
这套丛书不仅弥补了目前国内尚无一套完整的可供研究的庭审记录的缺憾，还采用英文、日文两种庭审工作语言相互参照的形式出版。读者可以通过英日两种庭审记录的差异，了解西方国家和日本对待东京审判的观点差异，这对研究东京审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其中，493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庭审记录，有力地驳斥了日方右翼势力近年来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和怀疑。这部分庭审记录显示，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审判中，出庭证人就有8位，包括尸体堆里的幸存者和外国宗教人士在内的外国见证者。
通过这些庭审记录，很多历史的迷雾被拨开，很多讹传也得到纠正。“日本一直有人强调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法庭完全站在检方一方”，程兆奇说：“其实这完全不顾事实。”他举例道：“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在美国结束占领不久出版了一本叫做《审判东京审判》的书，其中说开庭不久，辩方对法庭的管辖权提出质疑，认为法庭无权审判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当时法庭以‘以后回答’而拒绝辩方的要求，但到判决都没有回答。以后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在临死前出版的《东京审判秘录》中也强调这一点。其实翻开庭审记录就会发现，不仅检察长约瑟夫·季南做了有针对的回应，英国检察官柯明斯·卡尔结合近代以来的国际法、条约和国际法权威著作也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应，并没有置之不理或用强权干预审判。”程兆奇说：“一叶知秋，从中可见从法庭内的辩护方到法庭外延续至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并没有像他们自称的所谓‘据实’‘说理’。”

十年磨一剑：审判文献将分三期出版
有关东京审判的中文出版物，从时间上说其实并不晚，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张效林翻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节本已出版。倪家襄的《东京审判内幕》更早在审判刚结束的第一时间即已出版。中国法官梅汝璈有关东京审判审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已发表。但由于长期缺乏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中国的相关研究一直远远落于人后。近年来国内开始有个别学者利用原始文献研究东京审判，但西方、日本虽已出版了部分文献，也只占总比例的很小部分，且久已脱销。
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拟定了分批、全部出版东京审判档案文献的计划。程兆奇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80卷）在当年移送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东京审判相关档案文献中仅占约十分之一。第二期计划分批出版卷帙浩繁的国际检察局档案(包括内部会议记录、调查、讯问记录、证据等)，第三期拟出法庭事务局工作记录等档案和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等留下的记述。而要全部完成这浩瀚的文献出版工作，程兆奇估计费时当在十年以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谈及庭审记录出版的意义时，张杰提到了中国法官梅汝璈说过的话：“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