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驾轮船通过三峡的冒险家是英国人立德乐夫妇
今人游三峡，船行峡中，犹如置身于一幅巨大无比的水墨丹青之中，自是惬意万分。两岸高峨雄奇错落起伏的峰岭，也会给人灌注一缕博大高远的情怀。但，读者朋友或许不知，是谁，第一个驾轮船通过了三峡？这冒险家并非炎黄子孙，而是碧眼金发的英国人立德乐和他的妻子阿绮波德-立德乐。
立德乐虽然出生在英伦三岛，但实际上，他的一生从1859年到1908年几乎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英国的近代史上，这个名字有着非同一般的份量。立德乐以第一个驾轮船入川江，率先打开大西南市场，叠次引起风波而名噪一时。各国列强对其推崇备至，《大不列颠名人录》（剑桥大学出版）上，至今仍称赞他是“开发中国西部的第一人”、“很少有人像立德乐一样熟悉中国”、“他的许多蓍作，是了解中国的标准书。”
1859年，生于曼彻斯特的19岁的立德乐也像许多英国人一样，前来中国“淘金”。他先在香港的德国人开的禅臣洋行当一名茶叶检验员。但是，这位具有极为强烈的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却决不甘心于干这种碌碌无为的事情。次年，1860年，正当太平军围攻上海甚急，许多外国商人都携家带口从上海逃往香港避难时，立德乐却把这当做是上帝赐予他改变人生际遇的最好机会，毅然只身跑到上海，参加了保卫上海的战争，随后在1861年又加入了华尔在上海租界组织的“洋枪队”，与清军配合，参与了屠杀太平天国战士的战斗。
立德乐还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省活动，剌探太平军的军事与经济情报，历经九死一生，在安徽，被太平军捉住，差一点被砍了脑壳。在湖北汉口街头，“被绑缚吊打得不省人事”；在江西景德镇，“险些被瓷工打死”。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被血腥镇压下去后，清王朝认为立德乐有功，大加奖赏，甚至授予游击官衔。按清朝官制，游击为从三品，顶戴是蓝宝石，蟒袍是九蟒五爪，官帽后面拖的是一根单眼花翎。此时巳算是功成名就的立德乐，便娶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的女儿阿绮波德为妻，定居上海，开设了立德乐洋行，经营投机商业。
因享有中外特权并得到了岳丈的帮助，很快，他便成为上海有名的富商之一。而立德夫乐人，则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丈夫在上海滩上生意兴隆，立德乐夫人则带着她的小狗和英国小马，游遍了北京、天津、烟台、青岛、宁波和安庆、芜湖等地。秀丽的山川和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甚至明代修建的道路，桥梁都令她惊喜，更不必说各种精细的工艺品了。她还喜欢宽松的中国服装，她觉得杭州妇女的衣服要比英国妇女的服装好看。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和对文明成果的践踏，使她痛心甚至愤怒。
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则充满了同情。立德乐夫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贡献是发起成立天足会，并担任会长。“戊戌变法”前后，她带着四名经她动员后放足的中国妇女作为“样板”，到中国南方各地宣传放脚。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为她提供了免费周游全国进行放足宣传的条件。
到达武汉后，她首先拜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将自己的主张大加游说，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随后在汉口维多利亚剧院，武汉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乐夫人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们的威慑力吓得她的中国翻译“临阵脱逃”，幸好在场的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毛遂自荐，挺身救场，才使她的讲演得以进行下去。
立德乐夫人还深谙中国特色，善于借助领导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安排人将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在会场里四处张贴，真的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在她的著作中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高官。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当立德乐夫人看到台下的中国妇女望着在台上面带微笑大步走来走去的中国妇女惊讶而羡慕的目光时，立德乐夫人便感到她的武汉之行完全成功了。
在广东，她通过关系，在倾盆大雨中坐着漏雨的轿子，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女医生的陪同下走进有着重重大门的李鸿章的府第。事前，她曾给这位总督写信，希望他支持废除裹足陋习的运动。李鸿章见到她时谈笑风生，但对放足却不像张之洞那样态度鲜明。他说他老了，不能像张之洞那样写文章。聪明的立德乐夫人却请老总督在自己的扇子上题词。年迈的李大人在仆人的搀扶下站起身来，在这位欧洲女士的扇子上留下了墨宝。以后立德乐夫人每到一地举行讲演，都将李鸿章的题词拿出来展示。她记得，他最后对她说的话意味深长：“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都巳经很强壮了，女人再强壮起来，他们会推翻朝庭的。”
当然，年事巳高的李鸿章不会以为中国人真的很强壮，他只是借此说出了他的预感：大清朝廷大势巳去，被推翻巳是旦夕之间的事情。这真是惊人的坦率。立德乐夫人感到李鸿章在这样的年纪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政治预见性的人。
立德乐夫人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这冰冷的海水中。
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剌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场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再缠足，或是支持妻子和女儿不再缠足。在广州、厦门的集会上，都有不少妇女当场扔掉了裹脚布。福州是最早的“条约口岸”，所以在中国也算得风气最先开化的城市，官员们都赞成放足，但却不好表态。因为这时“六君子”巳在北京菜市口被砍掉了脑袋，具有变法维新思想者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公开说一句赞成改革的话。张之洞反对缠足的文章因为提到他的朋友梁启超，也不好公开张贴了。但是福州道台却说立德乐夫人是“观世音菩萨”。
作为一名深谙中国文化的欧洲妇女，立德乐夫人知道观世音菩萨便是“救苦救难”的同义语。她认为这是对她最高的评价。但是，与传统的陋习相比，立德乐夫人的天足会的力量和影响还是太小太小。20多年后，女子北伐军大张旗鼓宣传放足，老太太们还摇摆着“三寸金莲”拉着女兵们看：“当真没缠脚呀！你们都没有婆家吗？都不想出嫁吗？”阿绮波德-立德乐在她的一本关于中国人的蓍作《穿蓝色长衫的国度》中写到：“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与他们的母亲一样……”一百年过去了，立德乐夫人这些话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在今天的中国与救助女童上学的“春蕾工程”相遇，令人不得不有沉痛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