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媒介批评专著是刘建明先生所著的《媒介批评通论》
中国国内第一部媒介批评专著是出版于2001年，由刘建明先生所著的《媒介批评通论》。
刘建明，1942年生，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教育部第一、第二届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以下访谈时间为2006年。
记者：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有许多原创性论著，被誉为“我国新闻学界勇于踏着荆棘挺进的学者”，年轻一代恳望您能谈谈在学术研究上如何才能既不重复别人、又不重复自己。
刘建明：谢谢！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你提出的问题。第一，别人正确的学术观点，特别是经典性论著，需要不断学习和尊重，用其分析现实问题是学术长进的基础。所谓不重复别人，主要是指对落后于实践或错误的学术观点不应尊崇，不能盲目地引用。第二，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探讨很难准确地把握。即使多年前阐述的正确的学术观点也由于客观事物发展到新的阶段而变得荒谬，机械、僵化地重复别人的东西都可能走向错误。重复他人和自己很久以前的不正确的学术观点，肯定要产生误判，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提出新的结论。
记者：这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上要立足于实践，而不是照抄照转别人的论点，才能坚持创新，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刘建明：对，不重复别人是为了学术发现，自己有创新的东西。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注重考察实际，尊重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另外，不要迷信流行的观点，书本上、文章中有相当多的论断经不起推敲，树立发现真理的决心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做到这一点光靠信心还不行，还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知识与阅历，多读书、全面了解研究对象的各种情况。凡是不合实际的理论都会在实践中陷入重重的矛盾，出现各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冲突，暴露出它的荒谬性，就要大胆地否定。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成果也微乎其微，体验到马克思所说的攻克科学堡垒犹如走进地狱之门的滋味。
记者：作为一个读者，我最早接触国内系统研究媒介批评的专著就是您那本《媒介批评通论》。当时，这门学科尚未引起新闻业界与学界的留意。联系这样的背景，感觉到您这本书及相关论文，对于我国媒介批评研究有着“拓荒”的意义。您在回答别人采访时曾说过“创立传媒批判理论，实现新闻报道的科学化”，您这本书及相关论文的诞生是否基于这样的考虑？
刘建明：正如你说的那样。2000年我写作《媒介批评通论》一书，是为了引导媒介批评更切合实际、更有针对性，也更合乎真理，同时也想引导媒体对不同事件的报道持科学态度。我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媒介批评学的研究。今天，媒介批评的论著越来越多，有宏观批评和微观批评，即媒介制度、媒介社会性质批评与新闻作品和记者行为的批评，在这两方面，媒体运做都存在一些非科学的因素，需要各界人士通过广泛、正确地评论，扶持媒体与记者按照客观规律反映生活。这只是我个人的期望，《媒介批评通论》那本书能否达到这一目的，我没有把握。
“媒介批评学”还有许多发展空间
记者：一些读者认为，包括您的研究成果在内的媒介批评理论，已构建起“媒介批评学”的基本框架，或者被比喻为“主体已经封顶”。这种看法符合不符合媒介批评研究的现状？
刘建明：应当说我那本书以及接着出版的王君超副教授的《媒介批评——起源-理论-方法》搭建了“媒介批评学”的基本架构，但不能说“主体已经封顶”。这一评价可能是对我的研究给予鼓励，或寄以殷切的希望，但忘记了学术发展的漫长过程。一个学科在起步阶段，不可能成熟、完善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充其量可以说，《媒介批评通论》在学说体系探索上先走了一步，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还有许多空间急待扩展，对它不能估价过高。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一个人对任何学术都不可能“封顶”。
记者：您的《媒介批评通论》一书，对西方批判学派做了概括介绍，并在书中汲纳了批判学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您认为西方批判学派的理论对于我国媒介批评学的构建有哪些借鉴价值？
刘建明：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偏重研究媒介制度和媒介商品化对社会发展、文化基态与公众媒介消费的得失。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学派不是建构媒介批评学，而是对媒体及其制度运作进行批判。他们的理论对于研究媒介批评学有一定的价值，对正确认识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产生正负功能的根源，评价媒介要考虑制度因素，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思想。
他们的下述观点在媒介批评和研究媒介学时尤其应当借鉴：第一，媒介具有意识形态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对传播企业的垄断，体现出阶级利益与制度控制，人民大众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媒介批评不能忽视这个事实。第二，媒介及其媒介产品变成彻头彻尾的商品，导致媒介及受众的商业化，使媒介变成资本集团的钱袋，削弱了媒体的公共批判能力。所谓媒体是“社会公器”，作为公共领域的主要角色，在西方正变得虚无飘渺。今天，充当“社会公器”的媒体与理论极度萎缩，媒介批评在判断媒体的社会职能时不要过于天真。第三，提出“使用满足”理论作为衡量大众传播效果的标准，为评价传播内容提供了正确的认识。第四，提出编码、译码和符号理论评价媒介传播的潜在意义，初看起来耳目一新，可以借用来描述媒体意识的巧妙灌输。但对这一理论不宜迷信，因为它不具备实际的操作价值，只有象征意义，更不是破译媒介现象的理论法宝。
记者：西方的批判学派是否提出了媒介批评的全部内容？是否构建了这一学科的全部范畴呢？
刘建明：没有。正如前述，在西欧，批判学派更多对媒介制度和媒介市场运做进行批评；在美国，则主要对传媒报道内容、社会效果及传播伦理进行批评。仅就我的了解，在西方虽然有媒介批评杂志——比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美国新闻学评论》，开展媒介批评并发表媒介批评的研究论文，但很少出版全面研究媒介批评理论的著作。除1991年美国出版过《文明的声音：美国报刊批评史》（M T.Marion,Civilizing Voices : American Press Criticism 1880~1950, Longman ，New York,1991）一书外，至今没有见到系统研究媒介批评学的专著问世。而我国的学者却替美国人写出了媒介批评学，例如谢静的《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不要把西方的媒介批评误认为媒介批评学，同样，欧洲的传播批判理论实际是媒介批评而不是媒介批评学，把二者混为一谈是一种误读。我在《媒介批评通论》中研究了媒介批评的对象、方法及相关问题，囊括了媒介批评的理念、媒介批评的演变、媒介批评的主体与规范、媒介批评的内容和方式、如何解读新闻媒体与记者、如何认识新闻、如何评价新闻作品及其把握新闻文本、媒介批评应遵循什么样的传播政策和媒介批评方针等十一个理论范畴，基本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正如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晓程在《新闻记者》杂志发表的《媒介批评类别与特征反思》一文在介绍《媒介批评通论》一书的主旨后，综合几位学者的研究作出的概括，即媒介批评应包括媒介性质与作用的批评、媒介现象和媒介行为的批评和具体媒介产品的批评；可划分为报章的批评、学术的批评、专家的批评、媒介管理者的批评、受众的批评、媒介从业人员的自我批评等等。他指出的这些研究对象在《媒介批评通论》一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成为多位学者公认的学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