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进行内陆水下大型遗址考古是在2011年

2012年1月，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对丹江口库区3个水下文物点的物理探测工作基本完成，首次科学地确定了湖北省丹江口市（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古均州城、武当山特区周府庵和河南省淅川县龙城遗址的保存现状、三维坐标和分布范围，这标志着我国内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获得新进展。

内水大型遗址考古尚属首次

此次水下探测工作是整个调查工作的开端，从2011年11月20日开始，至2011年12月27日结束。丹江口库区2011—2012年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共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进行水下物理探测（2011年11—12月），第二阶段进行人工水下探摸（2012年4—6月），第三阶段完成调查工作报告（2012年7—8月）。

第一阶段的探测前后开展了建立基准站点、确定测区范围、安装调试设备、布设测线、引导船只探测、采集数据等具体工作，共完成声纳扫描面积6平方公里，全面覆盖了3个文物点的实际分布面积，形成了水下高精度地形图、水底形态声像图以及水底浅地层剖面图等科研成果，详细报告将在春节后整理公布。

参加探测的专家小组成员、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专家孙健告诉记者，此次工作属于水下遗址调查，即利用多波束声纳、旁侧声纳、浅地层剖面仪等物探设备，结合文献、资料搜寻水下遗址，确认水下遗址的存在与保存概貌。物探调查结果与预期判断比较吻合，准确地确认了遗址的三维坐标和分布范围，古均州城和龙城的城墙保存基本完整，部分城门、瓮城、大型建筑轮廓依然存在。“我国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基本以沉船、船货为工作对象，内陆水域曾经进行过三峡白鹤梁水下题刻调查、中山舰调查等，但此次大型遗址考察工作尚属首次尝试。”孙健说。

真正难题是调查后如何保护

水下考古，在我国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在理念和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步，尤其是“南海Ⅰ号”宋代沉船采用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受到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的称赞。但是，这些成果和经验大多来自海洋水下考古，且基本以沉船为主体对象。作为首次内陆水下大型遗址考古，很多工作都处于尝试阶段，面临诸多难题。

对此，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科技考古部主任罗运兵告诉记者：“从技术角度讲，难度很大。沉船以点分布，水下遗址类以面分布，工作水面范围广，探测时间长、难度大。水库性质的内水基本不存在潮汐，但是水温呈立体垂直变化，超过一定深度后由于水体不交换会非常寒冷，不利于探摸工作。另外，与海水相比，我国内水多有泥沙含量大的问题，遗址容易被淤积掩埋，水下能见度差，也不利于水下作业。”

但是，罗运兵认为这些都可以想办法克服，真正的难题是考古调查后如何保护遗址。他说：“正如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闫亚林所说‘考古不是挖宝，水下考古也不是捞船’，考古的真正宗旨是探索如何保护，如何形成健全的管理机制、良好的法制环境等。是否像陆上遗址一样定性定级为文物保护点、文物保护区来加以保护，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水下遗产保护从单一走向全面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对沿海省市近海海域和内陆省份水下文化遗产的普查共发现水下文物 200 余处，确认沉船遗址70余处，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然而，此前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物价值的认知有限，大批水利工程等生产建设，致使很多古遗迹、古村镇被淹没。近年来，中国在逐渐加强对海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开始把目光投放在内陆水下文化遗产上，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曾在媒体上指出，水下遗产保护不仅要关注咸水，也要关注淡水。

此次丹江口库区水下遗址考古进一步拓宽了水下遗产保护的范围。孙健认为，水下遗产保护是比水下考古内涵、外延更广的概念，国际上基本的理念是以原址保护为主，水下遗址考古对于更好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极为重要。遗址可能涉及历史的演变以及文化、军事、经济、建筑等诸多课题。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逐渐建立起全面合理的布局。有关专家认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由单一水下考古发展到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逐渐从海洋向内陆延伸，从捞船捞宝向原址保护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