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军事法令是夏朝的《甘誓》
《甘誓》是夏启在征讨有扈氏前在甘地制定的战争中的法令，这也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军事法令。
夏启为禹之子，禹死后，启废除了传统的禅让制，确立了世袭制。由于禹曾让位于益，在启继位后，有扈部落表示不服，宣布独立，与启大战于甘。
启自称恭行天命，对“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有扈氏进行征讨，并告诫将士必须听从命令，在战争中有功者，则赏于祖先灵位之前；不听命令者，则杀死于社神牌位之前，并株连子孙。
这一军令，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刑起于兵的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神权法观念。
朝霞漫天。
一带原野上，旌旗猎猎，战马嘶嘶，车轮辚辚，战鼓隆隆，甘水河在晨曦和微风中泛起鱼鳞状波纹，宛如一条作势腾空的巨龙。两万多辆战车正在集结，车后尘土飞扬。车上武士的铠甲熠熠生辉，车左的武士手握劲弩，车右的武士高举长矛，车中间的武士左右手各握数条缰绳，约束着车前四匹扬蹄欲奔的骏马。
突然，寂静像一张网从天而降，六大部落首领和将士们的目光望向高坡上的一个亭子，亭子旁的五色旌旄之下，一个头戴冠冕、精悍威武的中年男子凭轩而立，高声喝道：
“呔，六军将士们，听好了，现在开始誓军！”
说话的，正是万众爱戴的帝禹的儿子帝启，他前不久率领各部族征讨伯益（一个字称“益”），获胜后，将其问斩。帝禹生前按照过去的禅让传统，选定自己的亲密战友皋陶为接班人，皋陶接班未遂身先死，帝禹又下诏书，让伯益继位。伯益按传统，在帝禹逝世后，礼让帝禹的儿子启，自己回避，住到今河南省境内的箕山之下。官方史家说，伯益不如禹的儿子夏后启受民众爱戴，启于是把伯益的客气当福气，顺水推舟地做了皇帝。而写实派史学家则认为，禹表面上传位给伯益，实际上，是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启用武力把帝位取回来，杀了伯益，取回帝位的夏后启威震华夏，各部落俯首称服。但有一个叫“有扈氏”的部族，没有被吓倒，准备起兵捍卫君权禅让传统，并要为帝禹的合法继承人伯益讨个公道。夏后帝启被冒犯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结起皇家卫队和六部族军队，进抵有扈氏领地甘城南郊。大战在即，占卜之后，是誓师。帝启高高举起右臂，继续喊道：
“我告诉你们，有扈氏大逆不道，上天不容，我来替天剿灭。你们都要卖命。战车左边的，不射他个箭如雨下，是你不卖命！战车右边的，不刺他个人仰马翻，是你不卖命！战车中间的，不把马和车驾正了，是你不卖命！卖命的，在你的祖宗牌位前受奖领赏；不卖命的，在你的部族里斩首示众，而且，连你妻子儿女一起斩！”
这就是著名的《甘誓》，出自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这个文本，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天子亲征，大开杀戒。据说，尧舜禹三代，即使有叛乱，也只派方面大员（比如“四岳”以及后来的“方伯”等）去征讨。即使到了西周初年，管蔡武庚叛逆，周成王派周公旦讨伐；淮夷徐戎作乱，鲁侯伯禽奉命平定。如果方面大员不能胜任，然后天子才出手。天子亲征，一般也只是摆摆样子，耀武扬威，并不真的杀敌，因此叫“有征无战”。《甘誓》称：“大战于甘”，显然是破例。
第二，一人得罪，诛及妻子。《甘誓》里有这么一句：“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字面解释就是不仅杀你，还杀你妻子儿女。为圣人讳的某些评论家，觉得不雅，掩盖说：这里的“戮”，当“辱”字讲，古人“以辱为戮”。为什么呢？因为惩罚一个人，连坐到子嗣，不是尧舜禹三代圣朝所应有的事。不过，宋代的蔡沈不这样看，他认为：诛不及妻子是“常刑”；帝启伐甘，是“非常刑”。这又是一个破例。
帝启伐甘，要破的，正是三代君权禅让之例。君权禅让，这是不成文的根本大法，相当于当代宪法。这个例都要破，还有什么不能破的？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甘誓》只有破，没有立。《甘誓》其实为后世的斯大林思想提供了最早的范例：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甘誓》破了什么，立了什么呢？第一，破了“公天下”的君权禅让制，立了“家天下”的君权世袭制；第二，这是一场“革命”，为了革命胜利，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
需要说明的是，夏后启并非家天下的开创者；开创者是他父亲大禹。大禹首先把最高职务的不定期任期制变成了终身制。尧让位给舜28年后去世，舜让位给大禹17年后去世。大禹呢，一贯清晰明确的《史记》也含糊其辞，只是说：先“授政”给皋陶，皋陶死后，推举益，“任之政”。无论是“授政”，还是“任政”，都不像是禅让，像是委托执政，类似后世皇帝与丞相的关系。
为了达到“天子”职务终身制的目的，大禹还做了一项安排：让自己的长辈皋陶做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死在自己身前，自然就接不了班。按传说，禹与皋陶是同辈人，禹是帝颛顼的孙子，皋陶是帝颛顼的外孙；按某些史料，皋陶则是帝颛顼的儿子，是禹的伯伯或叔叔。除非有考古资料发现，否则，要从各种传说中厘清禹和皋陶的辈分，恐怕很难。不过，说皋陶比大禹年长资深，可信度要大些。舜帝任命大禹为首席执行官（司空）时，大禹向稷、契和皋陶谦让。稷、契都是帝喾的儿子，帝尧的兄弟。皋陶与尧的两个兄弟相提并论，自然非同小可，年长，且资深。
传说皋陶活到106岁30，帝禹享年100岁。舜帝驾崩，大禹正式“即天子位”，之前类似“摄政”。按照李学勤教授主持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那年岁次公元前2070年。禹在位总共10年。孟子说，帝禹确定益为接班人7年后故去，而皋陶逝世必定在伯益被选为接班人之前（大约在公元前2070—前2068年之间），因此，他逝世时，帝禹不会大于93岁。这就是说，皋陶至少比大禹年长13岁，他被选为接班人时超过100岁。
这样安排的妙处就是让禅让落空，为君权终身制和“家天下”铺平道路。如果说，王笏不是接力棒，而是一根甘蔗，尧舜禹三代君主是从它的前梢往后兜吃的，那么，越吃到后面，就越甜。吃到甘蔗根部的是帝禹。这种甘甜，是规模压力产生的资源动员偏好带来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貂裘羽裳、山珍海味、奇花异草、声色犬马———《禹贡》里有详细记载。权力越甜蜜，越难放弃，这确实是夏后氏家族将天下公权转变为家庭财产的动因之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突然扩大的政治体规模，产生一种压力，要求政治权威无缝对接，权力继承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禅让制不能提供的。禅让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向谁禅让？何时禅让？如何即位？这些问题，即使圣明如尧如舜，也挠头。为此，帝尧还派出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当卧底，从床上到堂屋，全面考察候选接班人舜的为人。
尧帝这样做，有一个附带的好处，把接班人舜变成了自己女婿。即便这样，也不能缓解新老权威交接期的阵痛。所有禅让政治都面临一个尴尬：最高名义权威与最高实际权威并存。帝尧作为最高名义权威，在禅让后，与最高实际权威帝舜并存了28年；帝舜在禅让后，与帝禹并存了17年。
并存期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会形成各自党派，进行派系斗争，这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据说，尧和舜这对翁婿相处得并不好，获得实际最高权力的舜把尧关押在平阳那个地方，而且还阻止尧的儿子丹朱与其父亲相见。舜党重要骨干后稷，干脆把丹朱流放到丹水那个地方去了。接班后的帝禹，给退居二线的帝舜的待遇，也没有更好，和舜自己给予尧的待遇差不多。舜帝极有可能崩于被流放的途中，驭天之时，娥皇、女英二妃不在身边。从自己利益出发，帝禹不愿再像尧和舜那样，过可能被囚禁或被放逐的退休生活；从他亲自缔造的方圆5000里的大规模国家利益出发，他也要把最高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国家规模越大，对政治稳定的要求越高，这就是规模压力带来的第三个强迫性偏好——“稳定偏好”。“家天下”的世袭制， 之所以取代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更稳定的权力继承制度。大禹和他的儿子启完成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