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集军档最多的档案工作者是刘义权

他，足迹遍布全国，亲手征集和接收军事档案83万余件,为建设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深入探索档案工作特点规律，在形成军队档案收集工作制度规范上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他，身患绝症，仍顽强拼搏在中美军事档案合作一线，为国家和军事外交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

整理的档案为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史料印证

1971年，喜讯传到四川德阳的贫困山区：三年前从这里参军的农村青年刘义权，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军官，并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调到二炮司令部机关工作。

就在那一年，刘义权开始接触档案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军队工作正处在拨乱反正的重要阶段，总部确定从全军借调一批政治强、保密好的机关干部到豫西山区我军后方档案库，整理1927年至1949年期间我军革命历史档案。刘义权接到任务，立即从北京赶赴千里之外的偏远县城。

这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档案整理全部在简易库房里进行。当时，从全军接收的100多万份历史档案散装在麻袋里，整理任务十分艰巨，每天工作都长达十几个小时。整理工作持续了15个月，刘义权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有激情。

回忆那段青春无悔的岁月，刘义权说：这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军事家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珍贵史料原件。整天和革命历史档案在一起，感到自己的心和军队贴在一起。

就是刘义权他们亲手整理的这批重要档案，成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的重要“基石”，其中有许多珍贵档案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直接提供了重要史料印证。1981年5月，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与会的一些老同志对“草案”中红军到达陕北时的总人数2.5万人的提法提出数字偏低的质疑。解放军档案馆从这批档案中查证汇总出红军陕北会师时总人数为3.3万余人。参照这个数据，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里，表述陕北会师红军总数为“3万人左右”。

对档案工作重要作用的亲身感受，让刘义权做出了人生重大决定：离开大都市的高级机关，调到艰苦的后方档案库长期干档案。

1981年10月，刘义权终于如愿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

刘义权到新岗位后，负责清理档案库遗留的十几万件待销毁文件材料。刘义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其中有档案价值的全都精心挑选出来。

从1986年开始，刘义权一直从事军队档案收集工作。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公认刘义权做档案收集工作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

20多年来，刘义权收集的各类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间收藏热情高涨的盛世，老刘征集的珍贵历史文献，每张旧纸片都是红色收藏的经典，稍微有点私心，就能卖出个好价钱。可老刘固守清贫，没有一丝一毫的贪念，他所想的只是为了竭尽全力丰富馆藏资源！”

征集工作是我党我军档案资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由于战争原因，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档案还存在空白，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征集。刘义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了重点征集，取得了大量珍贵史料。

对形成完整的高级将领档案做出重要贡献

我军高级将领档案是军队档案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刘义权在征集中想方设法挖线索、找档案、争资源，对形成完整的高级将领档案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初，刘义权了解到聂荣臻元帅原工作人员处存有2800多张照片和档案资料，多次诚恳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达成了进馆保管的共识。后来，某纪念馆想抢先收集这批宝贵档案，刘义权赶到现场和对方交涉，反复强调聂帅是我军的高级将领，按照档案归属有关规定，档案应由解放军档案馆来保管，我们可为纪念馆提供一套复制件，保证了档案顺利进馆，为建立聂荣臻元帅人物全宗档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7月，刘义权听说粟裕秘书处存有重要档案资料，就登门拜访，向他介绍解放军档案馆的保管条件，诚恳地说：“放心交给我们吧，今后要用档案，随用随调。”秘书被刘义权的执着深深打动，最终粟裕大将的2100多份文件资料、录音磁带、历史照片等珍贵档案，被征集进了解放军档案馆，使得粟裕大将个人全宗成为馆藏最为完整的高级将领个人档案之一。

当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编辑人员调阅、甄别、筛选粟裕大将档案资料时，看到如此珍稀完整的档案卷宗，深为解放军档案馆的丰富收藏所折服。《红军将帅手迹选》最后收录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余幅，选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200余件，其中有50余件是刘义权直接征集进馆的。

研究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不仅需要我军丰富的档案史料，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刘义权对有关国共合作、国民党起义将领等相关档案也很重视。

1999年，刘义权经多方查证得知四川某单位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重要档案，这部分档案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中存量较少。为将这些珍贵档案征集进馆，填补空白，刘义权绞尽脑汁，找到曾任总政群工部部长的邓先群，恳请帮助。邓先群看他对工作这样执着热心，随即写了一封信。刘义权带着信赶到四川省找到该单位领导，商谈征集事宜。

2003年，上级决定在新落成的解放军档案馆举办反映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军事实践活动历史档案珍品陈列展。刘义权担任档案珍品的遴选工作。他凭着对馆藏档案的熟悉，在展览总体构思、内容分布、档案遴选、版面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见。这个展览共展出1600多件重要文献和百余件实物档案，其中，刘义权亲手收集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文选等著作的编纂、军队院校《战略想定库》的编写、《大决战》影片的拍摄，以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护、我军恢复军衔制、国庆大阅兵准备、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重大演习筹划等重要工作的研究论证中，都运用了刘义权亲手征集和查找出来的大量档案资料。

身患绝症仍全身心投入中美军事档案合作

2006年7月，军委领导访美，赠予美方两份二战美军飞行员科尔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档案资料，以及美国飞行员迪恩下落的有关档案的仿真复制件。此事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展示了我军人道主义的真诚态度，中美军事档案合作由此揭开序幕。这几份档案，都是刘义权和同事们在1986年征集到的有关东江纵队档案中发现的。

在此之前，刘义权接到退休命令，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一年，由军委领导直接推动的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序幕，解放军档案馆急需档案专家整理、鉴定馆藏志愿军档案，希望返聘刘义权担负这项工作任务。刘义权立即重返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2008年2月，中美两国国防部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军事档案合作签署相关备忘录，双方军事档案合作正式启动。同年7月，刘义权作为专家成员，被编入解放军档案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分工负责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档案中查寻相关线索。

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有关志愿军档案达数十万件之多，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58年长达9年，因当时物质条件所限，纸质五花八门，有手抄件、油印件、打印件，大都是繁体字，字迹很小，常常浸染成团无法辨认。有的档案一件就有200多页，加上行政区划、部队移防整编等变化，一些地名、番号与现在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档案目录不能全面反映档案内容，必须一份份、一页页、一行行辨认、查找、分析、整理。

在刘义权和同事们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下，现已查找出有重要价值的涉美档案信息,为中美军事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透过中美军事档案合作这个窗口，直接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对人权的理解尊重，对人道主义关怀的真诚态度，充分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

2009年4月9日，美国国防部档案代表团参观访问解放军档案馆。在参观过程中，代表团成员了解到刘义权身患绝症还为查找美军失踪人员线索而工作，深受震撼。当刘义权从放满档案的桌边起身，并精神抖擞地向客人微笑致意时，现场所有美方成员都感动了。他们没想到面前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军人，不由肃然起敬，用掌声表达他们的尊敬和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