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发现的关于瑞典的最详尽古代地理文献是清末的《瑞典国记略》

中国与瑞典相距遥远，中国人对瑞典的了解，最早似乎只能追溯到明朝末年西方来华耶稣会士所带来的地理知识。当初率先充当这种桥梁角色的人，是来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故乡的上帝使者。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用中文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面，清楚标绘有瑞典的地理位置和轮廓。中国人大概从这时起，才明晰知晓瑞典的所在。当时利马窦为瑞典选用的汉文国名，是“苏亦齐”。

稍后，至明朝天启年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在他与中国人杨廷筠合作撰著的《职方外纪》一书中，第一次用中文向中国人传达了瑞典的基本地理状况。

据云艾儒略在撰著此书时，并没有过多参考利马窦编绘的中文地图，因此，与利马窦的译名不同，他在书中乃是自行选用“雪际亚”三字，来音译瑞典的国名；书中具体的记述，则极为简要，只有如下51个汉字：

其雪际亚地分七道，属国十二，欧逻巴之北，称第一富庻。多五榖、五金财货，百物贸易，不以金银，即以物相扺。人好勇，亦善遇远方人。

这就是中国人对瑞典最初的了解。可以看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十分美好的景象。

对瑞典的这一简单印象，在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清朝康熙年间，在华西班牙属荷兰（Spanish Netherlands）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著《坤舆图说》，虽然其全书“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然而，书中有关瑞典国的记述，却是几乎一字不差地依样照抄《职方外纪》，没有增添一丝一毫新的内容。显然，这位南怀仁神父并没有为此特别花费功夫。

在中国人自己这一方面，由于瑞典与中国两国间一直还没有直接交往，从而，除了依赖传教士的介绍，也无以直接获取更为详细的信息。《坤舆图说》的具体撰著时间，没有明确记述，不过南怀仁故世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其书必定写就于这一年之前。

这种情况，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以后，开始发生改变。首先是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中国人开始有机会自己去接触到瑞典的一些情况。这一年，内阁侍读图理琛奉命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回京师复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恭呈御览”。

图理琛在途径俄罗斯境内时，曾数次遇见并直接接触到几年前在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 ，公元1700－1721年）中被俄国虏获的瑞典战俘，当时图理琛将瑞典音译为“西费耶斯科”，或“式费耶特”，并在书中对这个位于“俄罗斯国之西北”的国家有综合描述云：

西费耶斯科，国王名曰喀鲁禄什，年三十三岁，所居之城名曰四条科尔那。初战败俄罗斯国之兵，大加杀掳；后再战，为俄罗斯察罕汗所败，伤人甚多，失城数处，以致危急，逃往图里耶斯科国拱喀尔汗所属鄂车科，付之小城居住，已经八年。

尽管文字非常简略，却是在多次亲眼目睹并亲身接触瑞典国民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战俘和俄罗斯人所直接获取的知识，这比传教士翻译编述的资料，要远为近切。中国对瑞典的认识，由此进入了直接探求的阶段。

进入雍正年间以后，这一局面又有较大幅度拓展。因为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起，有了瑞典商船的来航，瑞典已经与中国正式直接通商，而且每年都有商船往来，中国相关官员和学者自然可以通过来华的瑞典商人，了解到更多有关瑞典的知识。在乾隆年间朝廷组织学者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一书中，有关瑞典的记述，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而且还将国名改译成为“瑞国”：

与编译西人著述而成的《职方外纪》相比，其所用文字，要更为简炼明晰，是典型的中国地理志式描述，显然应当完全出自中国学者的直接凝炼概括。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上述记述的缺点也正在这里，虽然这一整段文字，篇幅已经长达近500字，不过若是除去后一段有关中、瑞双方具体贸易问题的记载，实际描述瑞典地理状况的内容，也不过200多字，仍然只是勾勒出一帧非常简单的轮廓。

本来中瑞之间的直接通商往来，为中国学者对瑞典做出更加详细的记述，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而实际留下的记载，却依旧这样寡少疏略（案在清朝同一时期官修的《皇朝通典》中，也有一些相关记载，但内容不出《皇朝文献通考》的范围，而文字则较其大为简略。

除此之外，只是在为满足妄自尊大心理而标榜天下万国来朝的官修《皇清职贡图》中，作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职贡图》上的瑞典人形象海外奇闻逸事，分别以“口瑞国夷人”和“口瑞国夷妇”为题，绘出了瑞典国男女人物的形象和服饰，并且附有文字说明。

当初利马窦用中文编绘《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用中文撰著《职方外纪》，他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向中国传播西洋地理知识，而是与其同时代那一批通过“淫技奇器”来为传布天主教铺平道路的耶稣会士一样，乃是试图以这些新奇的地理知识，来吸引和征服中国的朝野人士乃至国家君主；更何况地理观念的闭锁，本是造成中国人妄自尊大之非常重要的直接原因，一旦接受正确的地理知识，知悉天地之大，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改变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这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其本身就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利马窦在编绘《坤舆万国全图》时云“知天地而可证主宰天地者之至善、至大、至一”，即其谓也。

现中国收藏家手中有一本写于清末的《瑞典国记略》大概算是中国介绍瑞典最详尽的古代地理文献。

由于书中没有署名，作者还有待考证。关于其成书年代，目前可以初步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测。书中出现的明确年代，最晚的是在卷下《学校》一章所附“户口”部分，记述“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民数四百六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九名口”。这一年，为清光绪十四年。由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的上限，不得早于光绪十四年，亦即公元1888年。

另一方面，此书卷上《国史》一章记述当时瑞典的国王乃是“倭思加儿第二，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承兄业即位”，“即今瑞、挪之主也”。“倭思加儿第二”，现在通译作“奥斯卡二世”（Oscar Ⅱ）。书中谓奥斯卡二世为瑞典和挪威的共主，表明当时瑞典和挪威的联邦还没有解散。挪威脱离瑞典和挪威的联邦而取得独立，是在公元1905年，亦即清光绪三十一年。由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的下限，不得晚于光绪三十一年，亦即公元1905年。《瑞典国记略》一书，就应当撰述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这十七年期间内。

在这一期间前后，曾经到过瑞典并且留下相关考察记录的中国人，比较著名的有洪勋和戴鸿慈、端方这两批人。洪勋撰著有《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所记内容就总体性质而言，与此《瑞典国记略》颇为相似，而且从文中所提及的时间来看，其游历瑞典，大致也是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五年前后。只是二者所记具体内容亦颇有出入，具体是否存在关联，还有待探讨。

戴鸿慈和端方出访瑞典，是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五大臣出洋”中的一路，所至则并非仅瑞典一国。戴鸿慈归国后刊行有《出使九国日记》，逐日记录包括瑞典之行在内的行程见闻。他们游历瑞典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三期间，值西历5月初。挪威在这前一年的6月，已经宣布脱离瑞典和挪威两国的联邦；10月底，联邦始正式解散。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也明确记有“那威自上年与瑞典分国”的内容。所以，《瑞典国记略》一书应当与戴鸿慈、端方的这次出访，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戴鸿慈和端方一行人既是为“预备立宪”而专门出国考察，在此之前已经进呈内廷的《瑞典国记略》，对于朝廷选定瑞典国为出访考察对象，估计应当会起到很大作用，而《瑞典国记略》所记诸如官制、水师、政令、铁路等诸多内容，自然也是戴鸿慈、端方一行在考察当中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大员们在行前或许预先阅读过这部书籍。另外，戴鸿慈和端方这次出国考察，还带有众多随从，其中是否有人曾写过同类的著述，也是进一步探讨《瑞典国记略》一书时值得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迄至清王朝终结、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有关瑞典国地理等现实状况最为详细的一部著述，而且它是由中国人根据直接的实地考察撰述而成。从内容上看，它是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而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认识瑞典的历程这一角度来看，它又是一部登峰造极的著述。

可以看到，中国对瑞典地理以及其他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如下这样几个阶段：

即第一阶段，从明末到清代康熙中期。通过西洋传教士的介绍，对瑞典开始有初步的了解。

第二阶段，从康熙晚期到道光初年。主要是清朝官方和个别出洋商人，通过出使他国偶然接触到的瑞典国民并向所在国探问相关情况；或是与瑞典来华商船的直接接触；或是海外经商听闻的间接传说，对瑞典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记述。

第三阶段，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短暂的若干年期间。在这一时期，西洋传教士开始重新向中国介绍包括瑞典国在内的世界地理知识。

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 年）。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由中国人自己撰述的全球地理总志中，依据此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积累和编译新近收集到的西方著述，对瑞典有了更为丰富、清晰的记述。

第五阶段，从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到光绪中期。中国人开始有目的地踏上瑞典的国土，专门去直接观察瑞典的情况，并且留下了一批考察游历的日记。对瑞典的认识，变得非常具体明晰，然而还很不系统。

第六阶段，光绪中期以后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结束。《瑞典国记略》一书，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述。

这部书虽然没有在社会上正式刊布，但终归会有朝廷相关官员借此了解到有关瑞典的全面情况，不失其实际社会效用；特别是在中国认识瑞典的历史上，由于它所具有的里程碑式意义，很值得结合清末的历史以及瑞典当时的地理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