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人是清末的颜永京
最早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人是颜永京和他的“艳丽之学”。
王国维1904年至1907年间所写的《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对西文美学思想作了富有创造性的可贵传播，这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史实。但在王国维之前，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名叫颜永京的中国人，他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对西方美学思想作过颇有特色的、值得美学史界关注的译介。而这一点，似乎尚未见有人提及。
颜永京（1838-1898），原籍山东，生于上海。1854年赴美留学，1861年大学毕业，次年回国。
回国后，他从事过翻译和传教工作。1878年起他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8年，并兼授心理学等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他曾先后翻译出版过《心灵学》、《知识五门》、《肄业要览》等书。其中《心灵学》一书出版于1889（益智书会校订），是我国第一部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该书原为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JosephHaven）所著。全书分“绪言”和“论智能”、“论感受性”、“论意志”三大篇，而译作只出版了上半部，即关于“绪言”和“论智能”篇，可见其并非完璧。
鲜为人知的是，《心灵学》也包涵了中国人最早译介西方美学的内容。在论述“直觉能力”（颜永京译为“理才”）的部分，该书有专章译述西方美学中有关美的观念和审美认知的见解，并译美学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
此专章分为两节，约7000余字，总题为“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即论美的观念与审美）在第一节“艳丽之意绪”里，译作一开头即写道：“讲求艳丽者，是艳丽之学，较他格致学，尚为新出，而讲求者尚希。”接着，它对“美”即其所译作为“艳丽”的特质、属性等问题加以了简单明了的阐述。
文云：“艳丽之为何？一言难罄。若取诸物而谓是艳丽则不难，惟阐其艳丽之为何，难矣。艳丽之物愈多而各异，则愈难阐明。因物多且异，而皆称艳丽者，则必有一公同佳处，而欲指明—公司佳处为何，岂非难哉！”然作者并未知难而退，而是在先介绍西方各种代表性意见然后加以辨析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介绍并批评了认为艳丽“非具于物，乃具于我”，“非具于外而具于情”的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所谓艳丽即“快乐之情”说；一是所谓“我衷内之情，直照外物，而外物有所反照，即是艳丽”之说），进而阐明了美在本质上是“具于物”即客观存在的思想。他认为前一说是“失中”而欠妥的。人看见某物而发快乐之情，显然是被“某物之某佳处所激，但谓被激之情即是艳丽，而某佳处反非，则似舛错，且我寻常决不如此颠倒其说”。至于后一说，他则认为“也有所不到处”。因为“有若许物，无论我衷情如何直照，终不能显出其艳丽，再有若许物，无须我衷情直照，而自然显出其浩繁之艳丽”。对此，作者以孩童初观大海而叹美作为例证，颇有说服力。
论证艳丽在本质上是“具于物而非具于我”之后，作者又强调指出，“见物之心灵与被见之物，却有匹配”。也就是说，“艳丽实具于物，至识认艳丽及赏鉴艳丽，则具于我，或在物与我有连属所致，或我与物有依靠所致”。因此，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样事物的美丑判断，便可能出现差别甚至相反的情形。但这种矛盾却并不能说明“艳丽无一定”。因为“天然事物及雅艺中固有某景致、某物，凡人见之皆称艳丽而发怡情，非但同时人如此，即异时人亦如此”。
在讲到美的本质问题时，译著还介绍了一种颇有力度的反对观点，即认为“艳丽非具于物，或具于我，乃亦二者相感所致”，就好比“钢条击一火石，必有火星迸出，其火星不可谓钢条所具，亦不可谓火石所具，乃是二物相击所致”。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朱光潜先生那“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的著名论断。指望作者能对这种观点作出有力的反驳，当然是不现实的。
既认定艳丽或美的本质“具于物”，那么凡物应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才堪称美呢？作者接着介绍了美在“新奇”、美在“有用”、美在“多样性状的统一”、美在“秩序及均匀”等四种流行观念，并一一指出其偏颇之处，然后再简明地阐析“新奇”、“有用”等与美的真实关系，颇有理致。如关于“新奇”，作者就指出，有些事物本身很美，但并不让人感到新奇，而有些事物让人感到新奇，却又并不美。“或有物，本是艳丽，若亦新奇，则其艳丽更为焕明。乃常寓于目，则其本有之艳丽，渐不显著。譬如一人欲得趣于山景，不应常居于山中；欲得趣于瀑布，不应终年窥望。至物本非艳丽，则其新奇亦属徒然。别有一说，儒佛劳云，或有物因新奇而我视之不喜，迨见惯始不厌弃，凡一人看他族人，始则不喜，既则不厌弃，是可为证”。这种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可谓不透彻。
尽管四种流行观念都认定事物之美“具于物”，但作者以为，其所谓具于物，不过是视物为“块质”之物，因而仍然不当。他采用德国哲学家谢林（译为歙灵）等人的观点认为，世上一切事物均由“灵”和“质”二者组成。“艳丽固具于物，然不可视物为块质之物，当视为灵质之物。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进而“感触我目以达于我灵”。不仅如此，他还最终将物之“灵气”也即物内“所蕴之深意”归结为上帝的意旨，从而表明了一个基督徒归根结底的宗教美学立场。
在“识知物之艳丽”一节，海文则重点探讨了“识知艳丽才”即审美能力问题。他对审美过程、审美能力与情感、认知等的关系的各家观点作了简略介绍，继而阐明审美在本质上不过是“思索之一用”，审美能力必须“赖磨炼以精”的见解，实际上等于昭示了美学的价值及研习美学的意义。
对美和审美问题作如此详细的论述，在此前的一般心理学论著中也是很突出的。它反映了海文对美学的特殊兴趣和丰富知识。而译者颜永京也正好有此兴味，遂不厌其烦地将其详细译出。这就成全了西方美学在华传播时间上的某种意义的提前。而颜永京，也因此成为了最早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人。
《心灵学》一书对西方美学的上述介绍，曾引起清末一些好学深思之士的关注。如孙宝瑄在其著名的《忘山庐日记》中就这样写下他的读后感：“述艳丽章，谓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语为我国人所未经道。予谓即刚健、笃实、辉光之意。”
同时，书中将“美学”译为“艳丽之学”，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益智书会负责审定和统一外来名词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902年编就《中英对照术语辞典》（technicalterms,1904年正式出版）时，即采用了以“艳丽之学”来对译Aesthetics的译法。
1908年，颜永京之子颜惠庆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影响久远的《英华大词典》，在译Aesthetics为“美学”、“美术”的同时，也仍保留着“艳丽学”这一美学对译词。由此可见一斑。虽然以“艳丽之学”或“艳丽学”来译“美学”并不准确，有将“美学”意义狭隘化之弊，但它的确代表了西方美学在华传播的最初阶段，实在不乏其特有的历史价值。
作者：黄兴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