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成立的票号是山西平遥日升昌颜料号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票号，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私立银行。

公元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山西省平遥（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创立，从此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靠镖局押送汇款的落后局面，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日升昌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被称为“一纸风行”。今天悬挂在山西平遥日升昌旧址中厅廊柱上的一副对联：“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从中依然可见当年票商纵横商海、富甲一方的胆略和豪气。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历史上专营银两汇兑、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开设分号四十多处，有“汇通天下”之称。票号的财东是山西平遥西达薄村的李大全，后同李箴视、李五典一起主持。原始资本股银30个，人力股30个，中期数额30万两，歇业时数额382800两。年汇金额100万两至3800万两，历经100年，创造收入累计达1500万两。日升昌于1923年改营钱庄业务。历届总经理分期是雷履泰、程清漳、郝可久、王启元、张兴邦、郭村柄、梁怀文。

经专家考证，日升昌票号创立时间最早，延续年代最长，网点分布最多，经营管理之善，经济效益之好，其中凝聚了晋商文化的精髓，并且开辟了时代金融的新径，在中国金融史上意义重大。

从颜料庄到日升昌

山西平遥城西三公里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西达薄。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两个继承祖业，经营着一家红火的颜料庄——西裕成颜料庄，这就是日升昌的前身。当时，经营颜料是平遥商人的第一项主要生财之道，他们以平遥为根据地，在西达薄村设立加工的手工作坊，先在平遥的西大街路南设立总号，后又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设立分号，还相继在四川、沈阳、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号。到嘉庆年间，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店已经形成了垄断的经营态势，以其规模大、资力雄厚而列众商之首。

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给老家捎回些银两，这些银两都是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同时也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决定采取拨兑解决捎送银两的问题，即：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钱，而是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写信给平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取现银。起初，这样捎银两不过是些亲戚朋友，两城之间的拨兑也不收取什么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种办法便利，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西裕成收取一部分汇费。

而后，由于经营理念和处世观点不同，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之间摩擦不断，终于分了家。作坊和铺子分开，弟弟李大全分到了商铺的总号和各地的商号，没有货源，经营上遇到了困难。而大掌柜雷履泰受到拨兑业务的启发，感到这个生意获利空间很大，如果能广为发展，为商业往来、官府和民众汇兑，必然生意兴隆。于是在雷履泰的主持和帮助下，李大全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

而此时的西裕成确实已具备开设票号的条件，一是财势和信誉，二是有干练的人才。而在日升昌的创办和发展中，大掌柜雷履泰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拔乎其萃”的雷履泰

雷履泰1770年（乾隆三十四年）出生于平遥县细窑村，从小读书，聪明好学，学识超群。雷履泰因父亲早逝，为养家糊口，便离家进城学做买卖，到了四十来岁，碰到了西裕成的东家李大全，两个人一拍即合，雷履泰入颜料庄后，先跑街，后到汉口当掌柜，又到京师当掌柜，到哪儿经营，就把哪儿搞活，深得东家的器重，言听计从。

雷履泰在汉、京庄口经营颜料期间，为便利资金调度结算，多次开展汉、京、平地之间的异地银钱汇兑业务。他借鉴账局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借鉴钱庄经验，也搞银钱兑换；借鉴印局经验，也开始放款，只不过把当日放款、收款，改为中短期放款，初步形成一整套金融活动格局。当回到总号执事后，雷履泰踌躇满志，胸有成竹，找准时机向财东李大全建议，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票号。

雷履泰为日升昌票号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道光六年（1826年），当日升昌的重要人才——二掌柜毛鸿翙离开商号、另立门户并与日升昌展开激烈竞争的时候，雷履泰从长计议，一方面竭尽全力维持号事，一方面热心辅佐年仅16岁的少东李箴视执领号东。度过这一艰难阶段后，雷履泰广设分庄，揽做捐项捐纳生意，把日升昌搞得红红火火。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

作为日升昌的掌柜，雷履泰对伙计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文化上，他要求每个伙计都必须能写一笔好字，能写一手好文章。生活上，要求伙计们吃苦耐劳、积极上进。每个新来的伙计，早起晚睡，忙个不停。如果商号上有四个伙计，就只放三把扫帚，看谁起床起晚了，扫不上院子，以此激励争先上进。另外，他要求伙计遵守号章号规，注重考察培养道德失准。有时候，他会把碎银或者铜钱仍在僻静之处，考察伙计们捡到银钱往哪儿放。在观念上，雷履泰要求伙计们高屋建瓴，站高看远，把不准备当掌柜的伙计看成没出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掌柜要有宰相肚。

在日升昌新址修建的时候，按照雷履泰的吩咐，门楼前后分别刻上“栖鹂处”、“我学鹦”六个字。“栖鹂处”表面上好像是说黄鹂栖息的地方，其实“鹂”字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谋士范蠡，雷履泰要告诉伙计们，应当向范蠡辅佐越王一样，为财东作出业绩，无此大志者，只能离开日升昌。“我学鹦”的“鹦”则是指战国时期齐国的三代名相晏婴，借此鼓励日升昌的伙计们要有天下之志，纵览天下事。
雷履泰79岁终年。临终前，他惟才是举，举荐程清漳接任号事，为日升昌兴旺发达，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百年沧桑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建号，到发展壮大、繁荣兴旺以及衰落倒闭，经历了清道光、成年、同治、光绪、宣传5代皇帝和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1923年，整整100年，长达一个世纪。

日升昌票号从创办到成丰年间，是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营业务以汇兑为主，存放款则寓于汇兑过程之中。经营对象则是以工商铺户为主，主要是山西商人的汇南米邦、丝邦、盐商，还有零星的小商小贩，也有官司吏，但为数不多。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雷履泰深入调查了晋中商人所经营的药材、茶叶、棉布、绸缎、杂货等进货进点，选派了些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伙计，先后在汉口、天津、北京、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设庄，与这些城市的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汇兑。此处交款，彼地取钱，手续既简便，信用又可靠。这样一来，不但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和日升昌票号交往频繁，而且外省人所开的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盐商等也多和日升昌票号打交道。于是，日升昌票号业务蒸蒸日上，门庭若市，一片兴旺景象。特别是咸丰年降，我国商业发展很快，日升昌票号的业务量也很大，据日升昌清江铺、苏州、江西等4家分号1852年、1853、1856年（咸丰二、二、六年）的汇兑收交统计，收汇款达693967两，交汇款数达678528两。

从咸丰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日升昌的又一个发展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官吏腐败骄奢，贿赂成风，社会动荡，盗匪丛生。为了避免鸦片贩子、走私商人之类的生意与票号发生关系，票号的服务对象由过去的以工商铺户为主，向官吏、豪绅和工商铺户并存转变。尤其是经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官府与票号的关系更加紧密，凡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和官府财政款以及卖官爵钻营行贿的赃款，也都由票号过局。这个时期是日升昌的极盛时期。据1906年对日升昌票号14个分号汇兑统计，收汇款高达1633660两，交汇款达15891544两，日升高票号的汇兑额扩大了，基础规模也更扩大了。一纸汇票一到，10万、100万的现银立即到手。日升昌于是信用显赫，远近闻名，但是这种依靠政府收入的业务模式也为日升昌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特别是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日升昌和其他票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毁灭。日升昌危机爆发的外因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国银行的入侵，中国银行、官钱局的设立，使票号逐渐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二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略，国内战乱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还很脆弱的商品经济，票号受到了很大影响；三是国内交通、通讯条件的发展，金融流通加快，票号的优势开始减退。

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则是日升昌事业衰败的内在原因。日升昌曾经失去几次历史机遇。清末，清政府组建大清银行要日升昌入股，被平遥总号拒绝；外资银行要求日升昌合资组建银行的提议也被拒绝。日升昌自我封闭似乎正是其自我毁灭的开始。后来的经营者热衷特权、依附权势、放弃自强自立，同时骄奢淫逸、贪图享受的风气，使衰亡成为必然。

日升昌倒闭的导火索是一个突发事件。1914年，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因给祁县合盛元票号受到牵连，被债权人起诉，潜回平遥，平遥总经理郭树柄怕被牵连也选择了潜逃之路，致使日升昌被查封，此后，一蹶不振。1910年，当财东李五典聘请郭树柄任总经理时，股东不参与经营管理的制度被打破，李直接参与股权设置、经营管理，导致股东、经理都负责又都不负责。而后，日升昌经历了破产、整顿、债权做股东、复业等几个艰难阶段，已经不能与过往的辉煌同日而语。1932年，日升昌改营钱庄，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营管理之善

日升昌鼎盛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于它有一整套严密的用人制度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首先，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掌柜由财东凭信义出资聘请，在号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营决策、分号设置、职工录用、人员调配皆由掌柜决断，与财东无关。而且为了便于掌柜行使权力，票号给投资者财东也制定了严格的号规：财东平时不得在号内住宿、借钱，不能指挥号内人员为其办事，不得保荐学徒，不能干涉号内用人事宜，也不得用票号的名义在外活动。享有所有权的财东只能在年底结账的时候，行使任免掌柜的权利。

这样，财东在给自己纪律约束的同时，也为票号的经营管理断绝了一切不利因素。财东知道，要想让掌柜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给他以自主权，使掌柜在经营期间能够总揽大权，能够从容地调动人、财、物，从而达到最高的经营水平，取得最佳的经营成果。不难看出，票号实行东（家）掌（柜）合伙制，与现代的两权分离制极其相似，财东享有所有权，掌柜享有经营权。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因一些无法避免的原因，使票号遭受损失，所有法律责任和债务由财东承担。也就是说，票号内部位的责、权、利非常明确。

票号的东（家）掌（柜）合伙制，使日升昌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但能够在当时南北对垒、强手如林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不可缺少的还有它严密的用人制度。“人兴则举，人亡则废”是票号最具生命力的用人格言。票号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学徒出身，要精通业务，头脑灵活，品行端正，德才兼备，经过层层遴选和拔擢，道德、业务、行为都有高标准的要求，周而复始，使票号各个层次、各个环节都处于最佳状态，以老带新，每个层次都有最好的榜样。员工中最出色的、且聘任过号内重要岗位、有智有谋者，财东才会聘其为掌柜，委以全权。这样从下而上选拔的掌柜对商号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做起事情来自然得心应手、无可挑剔。票号也因此拥有了事业兴旺最重要的保证——人才。

为了真正做到 “以人为本”，票号在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基础上，日升昌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创造性地使用了二元股份合作制，允许员工以劳力做股份，与财东同享分红来缓解劳资矛盾。财东出银子在商号内入的股叫“银股”，员工以劳力在商号内入的股叫“身股”。这样，票号既可以通过“银股”吸收资金，又可以通过“身股”把员工利益和票号业绩、业务发展紧密相连，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竭力，从而促成了经营管理、服务态度、业务素质的全面改善。

日升昌票号在其经营历程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首先在资本结构方面合理调配，保证票号的经营顺畅。日升昌票号的资本，初创立时间为30万两白银，歇业时发展到38128万两。这就是“正本”，是股东人合约的投资，亦称银股，没有股息，享受红利。另外还有副本，副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东家、掌柜及顶身股伙友遇帐期，由分红中提出一部分存入号内，一般称作“统事”或“获本”，不分红，只得利息，也不能随意抽取。二是票号东家的存款。以上两项，构成票号副本的重要内容。副本是潜存于票号正本之外的资本，这种副本随着年代的推移，票号营业获取利润越多，资本也日益雄厚。日升昌票号正本只有30多万两，两个副本合计就有200多万两。

在日常经营方面，日升昌有严格的票汇规定和报告制度。日升昌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要求对汇票的书写和防伪等有严格的规定。一是规定有专人书写汇票，其字迹都要通报各分号和联号，二是规定了一种以汉字作为代表的暗号为代码；三是汇票纸必须印有“昌”字以防伪票。除此，为保持商号的信誉对汇兑时间、汇兑平色都有严格的规定。

日升昌票号为了随时掌握全国各地之间的货物流向、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由总号做出资金调度方向的决策，在总号与分号之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业务报告制度。报告内容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经营业务报告，具体形式是“月清”帐册和“年总结”帐册；另一类是业务信息报告，大多要用信件通过民信局予以传递。业务报告都是由各分号在经营过程中，收集整理可能影响票号经营的各种信息，报告总号后，再由总号综合分析，做出决策，反馈给分号，并在经营中执行总号的决策。

如今山西平遥日升昌的旧址成了博物馆，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鼎盛时期的各处分号也无法与今天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是日升昌票号的经营之道和百年兴衰史为中国的金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