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将“军妓”列编始于汉武帝

《越绝书》（卷8）记载，“独妇山者，句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句践所以游军士也。”这段话过去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句（勾）践在攻打吴国前，作战争动员，将在战争中丈夫阵亡的寡妇带到独山上，参观军营，形成万众一心之势，同仇敌忾。

不少性学研究者认为，这只是表面意思，实际是勾践将失去丈夫的寡妇们组织到独山的地方，成立军中妓院，“慰安”即将攻打吴国的士兵，以鼓舞士气。这“游军士”，就是让兵官娱乐的意思。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就是这个观点，并引同一时期史书《吴越春秋》中的话为证，“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

从此，“军妓”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就没有断过。

传为商鞅所作的《商君书-垦令》称，“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时军妓便广泛存在。既然是军妓，其活动也随着军队转。一般是，在战时随军而行，服务的场所也是临时搭设。非战争时，则有相对固定的为军人服务的场所。当然，这些场所都在军营附近，有少数直接在军营内。

最早将军妓列编在西汉时，名之为“营妓”。李敖《营妓考》中引《万物原始》中称，“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话也应该是以后朝代设立军妓的真实意图和主要原因，目的就是解决单身无配偶军人的性需求。

军妓的来源，除了一些自愿“献身”的阵亡军人寡妻，最主要是将战争对方的妇女强逼为妓，或是在打仗时抢夺民女。曾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学者邓之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过《骨董琐记》一书，该书卷四中有“宋官妓营妓”的记录：“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

宋太宗，即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其将北汉的妇女充为为士兵服务的妓女，邓之诚所记可能确实存在，但邓认为这是营妓之始，显然是不正确的。

北宋灭亡以后，军妓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又流行了起来。原因是，不少军人的家乡都是金政权控制下的北方，败退至江南后，都城内外驻军有20万之众。为了解决大量离乡离妻军人的生理问题，于是出现了名为“瓦舍”的以军人消费为主的妓院。

南宋文人吴自牧《梦梁录》（卷19）记载，“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绍兴间”即南宋第一位皇帝赵构主政时期。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瓦舍”里的妓女，是军民兼用型，主要消费者是军人。民用的妓院有“歌馆”、“庵酒店”、“花茶坊”一类。所谓“花茶坊”，就是有卖淫女的茶馆，与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茶社颇相似。

到了现代，军妓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仍没有消失，甚至在台湾一度兴盛。

国民党在1949年败退到台湾后，随蒋介石而去的大陆士兵有几十万之众。如何解决这些正处性欲最厉害期官兵的性生活问题，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动摇“反攻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军心。于是在国军的军营内出现了一种特殊服务机构——“军中乐园”。这倒与南宋时绍兴城内外出现“瓦舍”的情况差不多。

李敖曾专门撰文揭露国军的“军中乐园”，称就是军中妓院。“军中乐园”都分粗细两种，就是“军官部”和“战士部”。当时“军官部”每张票台币二十五元、“战士部”每张十元。

台湾军妓服务的地方叫“特约茶室”，这些“茶室”自然是不对外营业的，“小房的布置大同小异，一张简陋的床，铺着花床单。床边有小化妆台，灯光昏暗。阿兵哥进门后，门就关起，关一关起，门边就有红灯亮起来，表示‘营业中’。”

军人在茶室娱乐“消费”有规则：“每人只限娱乐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可拒绝之。”据说，因为这40分钟的时间限定，发生了不少起纠纷，有的妓女不愿阿兵哥在她身上过久，便想办法提前“结束战斗”，而阿兵哥又想“延长战斗”，往往起争执，闹出丑闻多多。

作者：倪方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