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发现艾滋病村的是桂希恩教授
2004年2月28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湖北省武汉市，把专门用来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第一个发现中国艾滋病村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桂希恩教授。随后，记者专访了桂教授。
第一次发现艾滋村
文楼（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一个颇富诗意却无法在地图上找到的地方。3100年前，当今天中国几乎所有大都市还处于一片蛮荒时，这里已开始建城立都。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封其弟度为蔡叔于此。春秋时蔡灵侯12年（公元前513年），楚灵王诱杀蔡灵侯，灭蔡。三年后，蔡平侯复国，迁都于吕。历史上称蔡国故城为“上蔡”。文楼，便是上蔡的一个村，它因首先被桂希恩发现艾滋病而成为“艾滋第一村”。
记：提起您便不能不提到文楼，你是如何发现文楼的？
桂：这是一次偶然。1999年一位来我们医学院进修的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我有个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而且还不断有人死。几天后，我就来到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除了发烧、拉肚子，膝盖上都长黑点，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就提出帮他们抽血检查，带回武汉化验。
记：他们的反应如何？
桂：最初没有人让我检。但我一开始就承诺，第一我免费为他们检查，第二我的结果将面对面通知他们，不告诉任何人。并且我告诉他们我会将调查的结果向上反映，引起政府的重视，另外我也在经济方面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这样他们才让我检的。
记：在此之前你实际接触过艾滋病人吗？
桂：没有直接接触过，去河南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得的是艾滋病。但1981年在美国进修时我的老师告诉过我这种病的症状，可惜我没好好学。
记：为什么？
桂：因为当时我认为这是洋人的病，这种主要通过同性恋和吸毒传染的病不会到我们国家来的，我们没有同性恋。但1999年的发现使我认识到我彻底错了。
结果出来我太难过了
记：听说你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面对文楼的情况你哭了？
桂：是的。心头太难过了。第一次我抽了11个人的血回来筛查，10个呈阳性。最后拿了6个样本去做确诊实验，结果6个全都呈阳性。当时做确诊实验每一个要400元钱，当时没有人愿意出这笔钱去做。
也有人劝我说这事管不了。我当然知道管不了，但一心想着拿到结果去反映一下还是可以的。后来我去说好话才给检了6个。几天后，我再次北上河南，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一周后，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五十多人，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我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历史。
记：当时你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当地卫生部门了吗？
桂：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县卫生局，还准备在当年7月利用送卫生下乡之机再做更详细地调查，把结果送给当地。
向李岚清写信反映情况
记：你后来在文楼开展的调查是怎么进行的？
桂：我利用某个周末偷偷地去做了个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取走的155份血样，后经检测，竟有90余份HIV抗体呈阳性。于是1999年7月我写信给李岚清，当时他管文卫。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不能不反映。
记：我感觉从一开始知道文楼的情况，你就非常想与政府携起手来，共同开展调查工作。
桂：的确如此。我第一时间就向县卫生局报告了事态的严重性。李岚清收到我的信后责成卫生部和河南省调查此事。
记：李岚清的批示下来以后，当地的态度是不是转变了？
桂：情况好了一些，他们主动请我吃饭，委婉地指出我不经他们允许私下进行调查是不对的。但这不是我的错啊，人命关天的事啊。
我只是医生只要救人
记：是什么信念支持你继续下去？
桂：我没想那么多，只是感觉到事态严重。我只是医生，只要救人。当时谁也说不清这病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我是想尽量多地检测，将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数字报给政府部门。我还有一层担心是怕这病在当地人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不断蔓延。查出来我就教他们防，免费给药让他们吃。
记：文楼在你去之前有多少人卖过血？
桂：文楼有自然村6个，全村3170人，1995年以前卖过血的有1310人，根据卫生部调查的数据表明，被抽查的568名卖血者中有244例感染艾滋病病毒，阳性率达42.96%。
卖血怎么卖出艾滋病
记：卖血是怎样会卖出艾滋病的呢？
桂：卖全血的一般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出在卖血浆上，也就是“单采”出的问题。所谓“单采”就是将血浆抽去以后将血球又输回给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做任何消毒，抽血设备给一人用了又给另外的人用。更危险的是血球交叉用，只要血型相同，抽血者为图方便将本来是张三的血球输回给李四。这样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带5个艾滋病人回家住
记：记得你第一次“出名”是因为带了5个文楼村的艾滋病人去你家住？
桂：2001年5月我把5名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接到武汉，既是为了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也是为了寻求公众的理解和帮助。不过，他们在医院的老宿舍区只住了一天就搬家了，因为周围的邻居不允许他们住在那儿，那是一幢即将被拆掉的旧房子。这是一种社会的歧视。当时没办法呀，不是我要出这个风头，爱人也问我为何把病人带回家里来了。但这5名病人没有地方住，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还好后来家里人也理解了，结果不错。
调查重点转向其他地区
记：艾滋村的存在引起高层的重视，上蔡也成为全国关爱程度最高的地区，有人说这是你的功劳，你是如何看的？
桂：上蔡数十个村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心里是有安慰的。文楼我还会去，毕竟那里的一切我都太熟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会一直关注。不过我会将调查的重点转向其他地区，这项工作我是不会停止的。
5万元奖金悉数捐出防治艾滋病
记：听说你在领奖现场即宣布要将得到的5000美元捐出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你打算具体怎样用这笔钱？
桂：当时我并不知道奖金有多少，是媒体告诉我的，我就说全捐，其实奖金的总数是5万元人民币。不管是多少，我一分钱也不会拿回家，会把它全部用于防治艾滋病。不过，不一定都用于河南，但肯定都会用于艾滋病人及其遗孤。
记：你本人及亲属、马丁先生和许多热心人从2001年至今都先后捐过钱，这些钱是如何使用的？
桂：在这次颁奖之前马丁先生捐过约7.4万元人民币，是分三次捐的。其中1.8万元放在湖北省卫生厅，指明是用于救助艾滋孤儿，但由于如何救助还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因此这个钱现在还没动。剩下的5.6万元放在中南医院的账户上，用于支付艾滋病孤儿学费，目前这些钱还剩下不少。这两部分钱我是没有资格开支的。
另外我个人和家庭捐的钱，大概占整个捐款数的3/5。因为被捐助的人员很分散，又没有发票，我就只能请接受了钱的村民签个字（他拿出一本签着许多名字的本子给记者看）。
记：没有考虑成立一个基金，制定一些方案来更有效地管理和使用这些钱？
桂：是应该成立基金会，但听说手续很复杂，要审批的项目很多，再加上目前没有精力来搞这个事。一些热心肠的人捐来钱，有的没有落名，有的查不到地址，我也就只有拿个本子记下来。我想人家捐这些钱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也一直是凭良心在做事。
记：这个奖对你来说有何意义？
桂：虚名我不看重。但由此让很多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关心我的人也多起来，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科研还是救助方面的经费困难基本上没有。
希望进驻艾滋村干部扩大帮扶面
（2月18日河南省直机关76名干部奔赴38个艾滋病高发村，做为期一年的帮扶工作。此举标志着政府对于长期困扰此地的艾滋病问题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
记：听到这个消息你的反应是怎样？
桂：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作过多的评价。总体来讲是好的，是个很大的进步，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其它先不说，但吴仪副总理要求的“四免一关怀”（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等几个硬指标是要达到的。
记：你最希望他们能为艾滋村的人带去什么？
桂：眼下在上蔡除了这次定下的38个高发村，其实还有一些村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将帮扶的面扩大，让更多的艾滋病人感受到关爱。
记：云南和浙江两省如今都出台了一些针对艾滋病的地方性法规，你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吗？
桂：河南在艾滋村实行免费发药搞得很有声势。河南这次让干部进村是非常好的，但防治这病是个长期工程，贵在坚持和落实。
调查艾滋病仍有阻力
记：从艾滋病发病的人群来看，我国与国外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桂：对。国外是在同性恋和吸毒当中爆发，而我国主要是在卖血者中出现，其爆发流行地区也大多是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艾滋病传染的根源在非法采血，非法采血现在国内基本上都取缔了。
同吃同住不会感染艾滋病
记：当年你把5个艾滋病人带回家去住，你就不怕？
桂：HIV通过血液、性接触及母婴这三条入侵途径，使人受到感染。我多次用在河南艾滋病村调查的结果证明：艾滋病的传播有规律可循，其实并不可怕。
夫妻一方因供血感染HIV，对方因夫妻关系也受传染的只占五分之一，说明密切接触不容易造成传染。如果夫妻双方无淋病、梅毒等性病，性接触传播HIV的几率并不大。
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有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奶奶和孙子。孩子的父亲、爷爷、母亲先后患艾滋病去世，奶奶也是感染者。他们家每死一个人就烧衣服烧被子，如今这个家庭只剩下一张被子祖孙俩合盖。但这个与奶奶朝夕相处的10岁的孩子并没有感染。
在艾滋病流行区，9至23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均未感染HIV。调查得知，艾滋病传入艾滋病流行区的时间才8年，因此9岁以上的儿童出生时不会受到传染。而24岁以下的成年人却因8年前年龄小，又没卖过血，尽管他们的家庭成员受了感染，他们仍安然无事。这就说明：同吃、同住及生活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
记：如今你在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价值在哪里？
桂：预防儿童艾滋病的办法很多，而且较控制成人艾滋病更容易取得成效。我们的初步调查表明，高发区的HIV母婴传播率高达36.2%，儿童艾滋病约占妇女HIV感染人数的5%，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大大超过发现的人数。因此母婴阻断尤为迫切。但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加上计划生育落实不到位，一些患病母亲冒死都要将孩子生下来。
希望更多的人关心艾滋孤儿
记：你的钱许多是用来帮助艾滋孤儿，这么做有何意义？
桂：儿童是未来，如果现在不对他们施以关爱，以后就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最近接触到一个艾滋病患者，他过两天就会从广州到武汉来。他是个孤儿，后来染上艾滋病，以扒窃为生。当然我不是要为他说好话，我只是想说这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孤儿在小的时候没有得到关爱，他就无法健康成长，随时都会成为社会问题。
我有一个数字，已有的艾滋孤儿和未来几年内将成为孤儿的人数，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我的钱主要用于艾滋孤儿的教育和生活。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不少地区隐瞒艾滋病
记：在目前的艾滋病宣传上还存在哪些阻力和未被关注的地方？
桂：眼下仍然有不少地区不能正视艾滋病日益蔓延的趋势，因为怕被人歧视，不敢说自己村里有艾滋病，人死了两年都不敢跟人说，只说是在外面打工，这种刻意隐瞒将会产生很不利的后果。另外，我现在从事艾滋病的调查仍然会有阻力，不能顺利开展。
不要让艾滋病患者走上绝望之路
记：在艾滋病的防治上你认为一些社会团体或民间机构可以承担怎样的责任？
桂：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是不可能期待国家的政策来改变的，也不能靠一般医生，类似解释性或科普性的工作就应该由从事大众健康的机构来做，他们应该经常地告诉人们：艾滋病不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病。人们的态度的改变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问题。
我们应该让艾滋病人站出来，让他们讲自己的感受，讲他们被别人孤立的痛苦。
我希望整个社会都来关注艾滋病，关注那些患病的人们。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爱与帮助，不要让他们在冷漠中死去，或者是将他们逼向一种极端———现在已经有不少艾滋病患者由于绝望而报复社会的案例了。我之所以将这些艾滋病病人接到武汉做检查，一方面出于职业道德；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唤起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和帮助，不要让他们走上绝望之路。
中国艾滋病患者大部分在农村
记：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桂：在新传染病领域，艾滋病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危害最大的。它的防治已大大超出了医学的范围，需要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投入和更广泛的参与，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我从来不认为防治艾滋病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许多工作是需要政府、老百姓、社会团体甚至商家多方面协同完成的。
此外应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的建设。我国很多传染病流行于农村，中国艾滋病患者今天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加强这一块十分紧迫。
桂希恩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省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医疗工作16年。
1976年后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科大学附二院)感染科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至今。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艾滋病。
1999年发现我国上蔡文楼村有偿供血人员艾滋病暴发流行，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及社会关注。
贝利-马丁奖的创设人是马丁-哥顿，来自英国，曾任欧洲著名投资银行瑞银华宝的副主席，其外祖父曾在中国行医，母亲出生在中国东北。
1996年，他的一位华裔朋友贝利-陈因艾滋病而去世，万分痛心的马丁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创办一个慈善基金会。为了纪念这位因艾滋病故世的朋友，马丁将这个基金会取名为“贝利-马丁基金会”，而且从2000年起每年向一名为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防治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颁发“贝利-马丁奖”。从2000年起至2004年，已有4位中国人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