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的第一个莎士比亚剧译本是白话文的《哈姆雷特》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剧作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不仅写了154首十四行诗，而且其戏剧作品百分之九十的文字也是有格律的诗行。除了剧中歌辞及早期作品里有少数片段外，其他都是不押韵的白体诗（blank verse）。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于各国译者都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任何人想在翻译上达到顶峰，准想翻译几个莎剧，中国译者也不例外。

中国读者接触莎士比亚，始于清末民初林纾的译作。他曾用文言以散文体翻译了兰姆兄妹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文译名为《吟边燕语》。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上发表了他用时兴的白话文翻译的《哈姆雷特》，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个莎剧译本。

接着他又出版了另一个莎剧译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田汉所译的并非莎翁的原作，根据的是日本人平内逍遥的日文译本，因此与原作不免有些出入。3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有了显著的进展。许多译者都加入到翻译莎剧的行列，出版了三个全集译本，分别是1957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67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梁实秋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和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朱生豪、方平、章益、方重、杨周翰、张谷若、杨德豫、梁宗岱、黄雨石等译，吴兴华等校的包括诗作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还有数个选集译本，而且大多数剧本都不止一个单行本，比如被公认为莎翁最卓越的剧本 Hamlet 的中译本就多达10个。

上述各家译文大都采用了散文体，这与莎翁原作格律诗体明显不相符。比如朱生豪在译莎剧时只注重“以明白畅晓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没有考虑原作是用格律诗体写成的。他的译文对后来的莎剧译者，如方重、曹禺、杨周翰等都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梁实秋虽然在以何种形式译莎剧方面作过探索，但他最后还是采用了散文体。关于这一点，他曾在其30年代出版的莎剧译本的《例言》中作过说明：“莎翁的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凡原文为‘无韵诗’体，则亦译为散文。因为‘无韵诗’中文根本无此体裁，莎翁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自由，实已接近散文，不过节奏稍为齐整，所以译文以散文为主”。

在中国最早用诗体译莎剧始于朱维基，他在1929年就以诗体翻译了《奥赛罗》(Othello)片段。

另一位诗歌翻译家孙大雨于1934年开始实践其提出的以“音组”构成韵文体翻译莎翁原作的白体诗的理论，翻译莎翁的《黎琊王》，并于1948年11月出版集注译本。199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他的诗体译本《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后来吴兴华在翻译历史剧《亨利四世》时也采用了诗体。1954年，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用“以顿代步”的方法来译莎翁的《哈姆雷特》，译本于1956年8月出版。接着他断断续续花了三十年时间，到1984年完成了四大悲剧的全部译事，并于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为书名出版。

进入1990年代，莎剧的翻译仍是译界所重视的一件大事，而且许多译家都不再满足于以散文体翻译，寻求以诗体翻译，如方平就倡议出版莎士比亚诗剧全集，裘克安也认为“如果满足于散文译本，中国莎学就无法再前进一步。”据悉，由方平主持的以诗体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即将出版。南京译林出版社也准备出一套新译本。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一直为译家们所重视。解放前，在我国即有人开始翻译，其中以朱生豪和朱湘所译的较为著名，他们都是用中国新诗体，极力模仿原诗音步、韵律，但人们读过之后并不能产生“十四行诗是严整格律的西方流行的抒情诗”的感觉。早期中国新诗人，如戴望舒、卞之琳、冯至、梁宗岱等，都曾模仿过十四行诗创作，但都不太成功，因此，这种诗歌形式也没有得以在中国流传。

解放后我国共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本两种，分别为梁宗岱和屠岸所译。共中以屠岸的成就较大，1950年他就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该诗集的修订版。而梁宗岱的译本则被收入到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