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苗文由传教士柏格理等创造
柏格理（Samuel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卡米尔福特一个笃信基督的工人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9岁入学读书，13岁进德文郡的希博尔公学。在学校，他以其出众的数学才华立即博得了校长的喜爱。他那活泼、充满生气的性格也使他不久便赢得众人的喜爱。毕业后，柏格理参加了英国公务员考试，名列全英国第七名，在伦敦的一个机关中担任会计。但他并不安分于这个职业，“闷热的办公室四壁在他眼里活似笼子”。
1887年，柏格理23岁的时候，他受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事迹感动，受呼召来中国传教。和他一同来中国的还有他的好友弗兰克。他以儒家“格物致理”之义，取名柏格理，字明星。弗兰克也取中文名邰慕廉。
二人在安徽安庆跟随中国内地会的鲍勒牧师学习汉语半年后，一同到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在1887年的日记里，他记载了在一段旅途中所遇到的危难。他们启程从长江乘船到重庆，然后打算再转道到昆明。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侥幸得救。随后，在乘马前往昭通的陡峭山路上，又因不善骑马被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在这种身陷异国他乡的危难中，他几乎陷入到绝望之中。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神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安慰：尽管“我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
柏格理刚进入云南的时候，垃圾、传染病、毒品充斥着他的视野，以致他感觉自己“就像倒退回前工业化的18世纪，眼前如此多的东西使人联想起那个时代”。当他深切地了解到这里人民的贫困和悲哀后，他的心里充满了来自神的爱与同情。
1892年，昭通遭遇饥荒。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冬季，柏格理的家成为唯一的救济受难者的慈善机构。他和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命，带着食物和铜钱走访了许多难民茅棚。柏格理的所作所为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让他们感受到这位传教士实实在在的爱心，也体察到了基督之爱的深厚与真诚。就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灾荒过后的第二年，两位首批皈依者接受了洗礼，同时昭通也建起了独立的教堂。
除了传教，他还利用各种场所介绍日蚀月蚀、水文地理等一般科普知识，并和妻子创立了“天足会”，在滇黔川边首倡放小脚。他反对中国的八股教学，于1893年改教会原办的私塾为“中西学堂”（现为昭通二中），最先在当地开设了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新教育课程。他在中国最早提倡妇女解放，创办女子识字班夜校，开当地女子教育之先河。
鉴于当地烟毒盛行和病不求医的陋习，在传教的同时他兼行医业，“俨然是个牧师兼医生”。仅1898年的第一个月，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试图服用鸦片自杀的人。而在此前后，这样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他对此类求助都一直不遗余力。1899年9月，他印发了两千多本小册子，以会耽误谷物种植为由，委婉奉劝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后来他又张贴布告，鼓励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经此努力，戒除鸦片的运动终有起色。其他诸如禁止早婚、反对买卖婚姻、禁止酗酒、减免租税等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变革的成效。
1905年被大花苗人称为“龙年得道”之年。为逃避杀戮，这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地主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就在那年的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这年柏格理40岁。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信。尽管他在昭通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一直在默默祷告。神让他看到了大花苗民族伸过来的犹豫的手。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槛。他向彝族土司讨要到了一块地。
初入苗乡，对于已经在中国生活了数年的柏格理仍然是一个挑战。当年的苗族，由于生活极其艰苦，使得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柏格理从不因艰苦而退缩。柏格理进到苗寨去的时候，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一头母牛及其牛仔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他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他与人们同吃同住，甘苦与共，他不仅被他们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他们视为在苦恼之时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人们称他为“拉蒙”（苗王）。
能够被苗人所信赖，这正是柏格理所企盼的。在他的《苗族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曾问过这些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不是像乡下的汉族人常表现出的那样害怕我们。其中一位回答：‘我们听到汉人和诺苏人时常谈起羊人！羊人！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有些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后，我们发现你们不是羊人，而就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被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他把这些蒙昧无知、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人看作是他的孩子们，是最为可爱的人。并且他为自己能“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而感到莫大的幸福。
由于他与苗族人这样的接近，他在苗乡的传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接下来就需要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对已经信教的苗人给予更多的牧养，柏格理开始感到文字及教育的重要。
在这个方面，柏格理的语言天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原本是没有文字的，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蒂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
为区别于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英语世界惯称为柏格理文（thePollardScript）。就是用这套文字，牧师们与柏格理合作，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并出版了苗文报。后来的苗族人则用以通信、记账、记录民族歌谣、故事和传统知识等。从此，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