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是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
罗尔纲（1901—1997）1901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之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曾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篡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尔纲治学70年，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计约700万字。他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揭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建国以后，他出版和印行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30倍之多，其中150余万言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1901年1月29日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25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1928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以在全校成绩最优异的前五名而得免费。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文学系。1930年7月至1931年9月在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家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
1932年至1933年任广西贵县中学教师，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担任太平天国史部分编纂工作。
1934年1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员，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工作。1936年8月任助教，著有《金石粹编校补》及《艺风堂金石文字讹误举例》。1937年写成《太平天国史纲》一书。
1936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37年秋北平沦陷，11月，奔赴长沙，转入社会研究所工作。1939年升副研究员，1947年升研究员。在这期间先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湘军新志》、《捻军的运动战》、《绿营兵志》等。1943年后专撰太平天国史，写有《太平天国史丛考》、《洪秀全》等。
1944年广西通志馆向社会研究所借调至广西，研究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写有《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年国务院从经济研究所调至近代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以迄于今。
从1950年12月起，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革命史展览，调查太平天国史迹，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接受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任务，并兼任南京大学教授。至1964年工作完竣，始从南京返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58年起在编纂文献资料的同时，以“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体裁撰著《太平天国史》，经过5次修改，于1986年完稿。
1981年后，以长达10年的时间，对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原本和作者作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同时以其研究成果试行恢复罗贯中《原木》。
罗尔纲于1926年10月20日发表《石达开故居》一文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68年来，他从未间断学术研究工作，已写成著述约900万字。1986年在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60年之际，在广西、南京、北京为表彰其对学术工作的贡献，先后举行了集会和出版专刊、专书加以庆祝。
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的高足罗尔纲，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贡献就是开创了太平天国革命史的研究并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学术重镇与最高权威。
罗尔纲先生在1937年就出版了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奠基作《太平天国史纲》，他一生留下了40多部学术专著，几乎等身，其中就有30多部是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尤以晚年穷年皓首写成的150万字的巨著《太平天国史》，已然矗立为中国当代史学界迄今无法跨越的学术珠峰，他还推动建立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成为珍藏中国近代文物的一个巨型文化仓库。
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湖南华容人刘大年就尊称罗尔纲先生“超过了开拓太平天国研究同时代人的境地”，为“新中国最早的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古人所未逢，亦并世所少有”。他认为卷帙浩繁的《太平天国史》是“带总结性的”学术大典，因此罗尔纲“有资格排在有可观成就的学者行列前面”。湘籍学术精英对罗尔纲先生的由衷赞佩，实际上是近代历史对岭南杰出学人的着意垂青。
罗尔纲先生在1901年出生时，太平天国革命的滚滚硝烟刚刚散去37年，历史的残影就像文化碎片一样星散在它的发祥地，当年太平天国的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逸闻趣事还在他的家乡广泛流传，他的出生地贵港距离太平天国起义地桂平不过几十公里，况且口碑极好的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广西贵港人，与罗尔纲是地道的正宗乡亲，先驱与乡贤的辉煌史迹自然对罗尔纲的成长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因此罗尔纲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发源地，在太平军故事的熏陶下长大的，从小就对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中的人物与事件耳熟能详，铭刻在心，近代躁动活跃的岭南地域文化热潮和新颖时髦的近代革命思潮对他的早期浸染，在罗尔纲心底埋下了立志探究太平天国革命真谛的思想种子。
其实，广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罗尔纲先生的家乡都属于岭南文化的版图，广西的地域文化实际上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板块，两地语言相通、民俗相近、山水相连，人文同根，只是当今人们已习惯于将岭南文化与广东地域文化划等号罢了，这是后来的行政区划的变动给人们造成的人文概念上的错觉。
当年洪秀全精心选择在靠近广东的广西西北部传播拜上帝教，呼风唤雨，发展徒众，聚啸绿林，播下革命火种，且如鱼得水，水起风生，丝毫也没有水土不服的文化障碍与民俗屏障，就是一个鲜明活泛的例证，只是后来行政区划不断发生改变，人们对岭南文化的地域概念才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但是，饱读诗书的曾国藩是明白这一点的，当初他亲笔撰写、领衔发出的著名的政治军事宣言《讨粤匪檄》，就是用“粤”字作为“匪”字的定语，而没有以“桂”字冠之。
罗尔纲先生后来对于爆发在自己家乡的这场农民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将太平天国定性为“贫民革命”，充分论证肯定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质和历史意义，但在具体论述中和资料取舍上，可能或多或少对这场革命本身带有的岭南地域文化色彩和看似轰轰烈烈的宏大场面，进行了适度的渲染和主观的勾兑，甚至对某些反历史的文化现象也做出了似是而非或者牵强附会的解读与漂洗。
因此，罗尔纲在1937年写出《太平天国史纲》小册子时就遭到了他的导师胡适先生的严厉批评，胡适认为他“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胡适对罗尔纲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胡适先生还进一步严肃地告诫罗尔纲：“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真相全盘托出，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在这里，胡适并不认为历史是一位由人任意打扮的少女，她应当有自己本来的清丽面孔。
胡适的批评尖锐而睿智，有一语破的之妙，让年轻的罗尔纲茅塞顿开，终身受益。很多年后，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尔纲都始终记得当年让他面红耳赤的一幕，并牢牢铭记导师的教诲，在毕生的历史研究中注意及时修正自己的学术航向，力求公允客观地铺展近代历史的画卷，将自己强烈的当代意识尽量压缩到最小的思想空间里面。所以，罗尔纲先生晚年对自己反复修改订正了数十年的150万字的鸿篇巨制《太平天国史》仍不甚满意，自谦为“一束荒芜的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