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最早的中国人文景观彩色摄影相片拍摄于1944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获悉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居然不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开国大典》，而是二战时期美国飞虎队军医于1944年拍摄的一组照片，自此，这些散落海外的照片将改写中国的影像史……
2005年1月，北京
和平常一样，2004年8月的一个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副研究馆员张明博士回到家,顺手打开了电视。这时，电视画面上闪过的一个镜头吸引了她。那是一组彩色风光照片，海面湛蓝得仿佛已经润湿了指尖。场景熟悉如昨，但拍摄的时间却是1944年，比馆藏最早的《开国大典》还要早。
原来，这是云南博物馆展出的一批二战时期的老照片，摄于1944到1945年的昆明。节目中云南探险旅行社经理金飞豹正在讲述，自己如何从美国一位老军医的儿子手中得到这些保存完好、色彩明晰的反转片。
“我必须马上联系他们！”张明意识到这将是一批十分重要的影像资料。于是她第二天一早就联系了云南博物馆，找到金飞豹。
照片呈现在眼前时，凭着一个文博工作者多年的经验，她当即断定，这批照片就是中国最早的彩色反转片。张明回京汇报情况以后不久，中国国家博物馆派出一支由朱主任带领的3人鉴定组，再次抵达昆明，他们从照片的色彩饱和度，使用的原材料，底片成分，底片的生产方式，内容的时代感、史料性等种种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证实了张明的判断：这些火柴盒大小的反转片就是中国最早的彩色反转片！
2004年3月28日，云南
“这是昆明的，这是昆明人的！”当金飞豹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这些，他大声惊呼。照片上的场景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那些依稀可辨的街景，人们的穿着打扮，青天白日旗，在行进的中国军队，还有当时使用的金元。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照片，分明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和温情昆明的再现！
“因为我自己从事旅游业，经常有国外朋友给我发邮件，咨询来中国旅游的情况。有人发照片也是常事。”金飞豹说，当他在探险旅行社的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名为格瑞葛的美国旅行者来信时，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信中说，格瑞葛想来中国，请金先生帮着联系。他还透露自己有一批昆明的彩色幻灯片，想安排一个小型的幻灯展览，希望金飞豹帮他召集一些喜欢旅行、摄影的朋友一起看看。
当金飞豹在邮件中看到格瑞格发来的彩色照片时，他禁不住激动地叫了起来。
由于金飞豹的父亲曾经是飞虎队机场的地勤人员，他家里至今保留着美国飞行员赠送的饭盒、水壶、马灯、夹克衫。所以当图片上出现这些器物的信息时，他判断照片拍摄于1950年以前。他迅速上网搜索，发现1942年世界上才首次推出使用照片反转片的彩色胶片。这些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可能是记录中国的第一批彩色图片资料。“这些都是宝贝啊！”他想。
面对珍贵的历史图片，金飞豹此时却产生了疑问：他怎么会拍到60年前昆明的老照片？他到底是谁？这批反转片是真的么？
2004年2月，美国
给金飞豹发电子邮件的格瑞葛-米勒特先生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6岁起，格瑞葛就梦想着在自己家的后院挖一个洞，穿过地球，就能到达中国。中国对于格瑞葛一家来说，既熟悉，又神秘。他的父亲曾是抗战时期援华美军陆军172医院副院长。熟悉的是父亲寄回来的300多封战地家书和拍摄的140多张图片里对中国的描述；神秘的是，这么多年了，除了父亲印象中的影像，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尽管他一直把它们作为父亲的遗物妥善保存在自己的柜子里。
在保存了这些照片几十年以后，格瑞葛做出了一个决定：把照片带回中国，到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去看一看。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2004年5月，昆明
格瑞葛先生把图片带到了中国，并在云南博物馆办了展览。9点开馆时，门口已经聚集了几千人，超过了开馆以来人数最多的记录。
不久，格瑞葛收到了一封来信。信是加拿大的罗伯特·伯切一家写的。罗伯特·伯切在信中说，他的父亲保罗·伯切也曾在抗战时期的昆明生活和工作过，是二战时期热门刊物《战争工作》杂志派往中国的战地记者。至今，他家里也有一百多张当年拍摄的反转片可以拿到中国展览。
“昆明，处于抗战的大后方，照片中的一切场景都反映出了大后方的强大力量和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而且有那么多国家援助，我们对抗战充满信心。”金飞豹说。两位到过中国的父亲生前并不相识。5年前，已定居加拿大的罗伯特和格瑞葛两人就开始互通电子邮件。当格瑞葛告诉罗伯特关于展览的消息时，罗伯特欣喜万分，拿出了父亲当年留下的昆明彩色照片。
2005年8月，北京
上午10点，雨后初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这批国内最早反转片的捐赠仪式。金飞豹、格瑞格、罗伯特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来到了北京。
捐赠，就是无偿赠送。作为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彩色反转片，价值不可估量。
当初，张明在昆明试探性地向金飞豹提出这个意愿时，已经充分地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因为国家博物馆收集文物时，遇到收藏者开出天价或不舍捐献的情况为数不少，也是情理之中。
当她说出“你愿意把它捐赠给我们吗？”金飞豹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且还说：“作为这批反转片的代理人，我已经和它们的主人商量过捐赠的问题。他们也完全同意！”
这意外的惊喜让国家博物馆的一行人分外感动。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促成了捐赠仪式。这250多张反转片就这样来到了北京。
今年10月，4年一次的美中人民友好交流展览上，这些老照片将在美国巡回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照片上场景在今天拍摄的照片。届时，将会有几千人或者更多人看到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
“东方大国”的力量
本来以为能在照片中看到一些当年的战争场面或者是尘封已久的部队秘密图片资料，没想到展现在面前的250幅照片都是当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有妇人手提土鸡和花，集市热闹非凡，傍晚的武定路人们闲庭信步……
有一张人物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画面上一位老人平静地注视前方。这也是格瑞葛先生的父亲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中的人是当地的一位老中医，他的眼神里透出了智慧、正直、善良、安详，还有些许忧伤。格瑞葛夫人说起这张照片赞叹不已，她觉得老人的表情代表了中国人的内敛和坚韧，认为这幅照片像“一位伟大画家的作品”。
照片中的生活是宁静的，如果不是有一些美国大兵和当地百姓的合影，很难看出是战争中的景象。但其实，可能就在按下快门后几分钟内，昆明上空就跟其他城市一样拉响了空袭警报。离此不远的腾冲血流成河；当时的滇缅公路上尸体迅速腐烂，常可以见到白骨旁女人的长发、破碎的衣服。
照片并不仅仅具有史料意义，它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著名抗战研究学者戈叔亚认为，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昆明各行各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非常准确地将中国人任劳任怨和百折不挠的典型性格特征表现了出来。当时史迪威将军曾说过：虽然没有战争的印度城市更加符合“西方标准”，人民接受教育特别是英文教育的程度很高，但总感觉他们有股奴性，对自己缺乏信心；而饱受战争和经济重压的中国人，虽然许多人衣衫褴褛、身无分文，但都透着一股乐观的神态。
来华参战的美方人员看到了小农经济的家庭观念和东方社团的集体意识，看到了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和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看到了锈迹斑斑和博大精深……最后他们认定，这个曾经灿烂辉煌而如今衰落的东方大国，其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是不会被外来的势力征服的，却可以通过外来的调节获得新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由于自身原因对外没有更多的排它暴力倾向，相反却是东方最强大的稳定因素。
镜头中的人物，鲜有对战争的恐惧，也看不出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无奈，虽然大部分并不富裕甚至有的是极度贫穷的。他们反映出来的安详、乐观和忙忙碌碌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这也就是中国著名作家汪曾祺老先生所说的中国人对待死亡、战争、灾难和艰苦生活的那种态度——“不在乎”。
汪曾祺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描述那时的生活时曾经说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