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提出长城和大运河申遗的是罗哲文
罗哲文（1924—2012.05.14），四川宜宾（今四川省宜宾市）人，中共党员，中国古建筑学家。生前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长，被誉为“长城保护第一人”。
1952年，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罗哲文每天上八达岭勘察，反复斟酌后拟定了维修规划图。
1985年，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起草文本，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此外，“大运河申遗”，最早也是罗哲文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近几年也在积极推动蜀道的申遗和保护工作。
罗哲文：多少遗憾，都付断壁残垣
他是梁思成的亲传弟子，是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古建筑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员。
他和老师当年在美军轰炸地图上画了两个圈，保护日本的京都、奈良两座古城免遭战火。
他毕生从事古建文物保护工作，倾力推进万里长城整修和北京旧城保护，并为诸多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奔走呼吁。
他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2012年5月14日，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营造学社的幸运少年
1940年，四川宜宾李庄镇，少年罗哲文随意翻看着一份报纸。那年他16岁，赶上抗战爆发，中学都没念完，有时帮家里放牛，大部分时间百无聊赖。看到报纸上登出一则招生广告：“中国营造学社招收练习生……免学费，发工资……”虽然不知道“中国营造学社”是做什么的，罗哲文还是很高兴，决定去报名试试看。
没有任何建筑学基础的罗哲文，居然成了当年考生中唯一被录取者，这让他喜出望外：“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等内容，对此很感兴趣……从此我便学起了古建筑。”罗哲文后来回忆，大概自己绘画的天分被梁思成看中，机缘巧合，这才得以入门。后来加入营造学社的王世襄和洪慰德，都是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却也没有罗哲文这样好运气。
梁思成让罗哲文跟着自己学测绘，参加田野调查，手把手地教罗哲文，“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做了详细的示范。”
1940年到1945年，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几年，是罗哲文一生最充实、快乐的时光。白天跟着老师们在山间考察，或是读书、绘图；吃过晚饭，罗哲文和王世襄、莫宗江一起去河边散步。“走在最前面的王世襄是个胖子，个头也高一些，背着个书筐，中间的莫宗江拉着金岳霖教授的一条狗，再后面跟着的就是个头和年纪都要小一些的我。”罗哲文本名罗自福，别人常笑称他“罗斯福”，梁思成听了也觉得好笑，就给他改名“哲文”。
秘密为日本保全文化遗产
1944年夏天，罗哲文跟着梁思成，悄悄乘上一艘小火轮，顺长江直下，前往陪都重庆。“那天天气酷热，梁先生叫我跟他到重庆去办一件事。”罗哲文很高兴，重庆是他从没去过的“大地方”。启程前梁思成没告诉罗哲文去做什么，倒请这位学生吃了冰淇淋，“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这种洋玩意儿，觉得味道好极了。”
到了重庆，师徒二人被安排住进一幢小楼，每人一个单间。小楼在山上，绿树掩映，出出进进的人都面无表情，行色匆匆。后来罗哲文才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在地。梁思成告诉他，每天会有一些地图送来，梁思成会用铅笔在图上标出若干记号，罗哲文的任务是根据这些记号，用绘图仪器重新绘制带有特殊标记的地图。所有工作都要保密，尽量不要出门。
罗哲文二话没说，按老师的嘱咐开始工作。一看地图，他就明白为什么要保密了：全是50000∶1比例的军用地图，图上的方位除了中国的沦陷区，还有日本。
整整一个多月时间，两人埋头干活，罗哲文看到梁思成总是面带忧色。“那时我理解不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更不懂得他苦心忧虑为了什么，只知道那些大比例尺的图一定是有特殊用处的军用地图。”在这些地图上，梁思成画了很多圆圈和方框，标出的都是当地的著名古建和文物场所。“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是整体圈出的。”
罗哲文没有想到，他和老师笔下圈圈画画，竟拯救了无数文物免遭轰炸。原来，这些地图是美军计划空袭日本之前，请中国政府协助标出“免炸”区域所用，梁思成作为古建专家担负了这一保护人类共有文化遗产的重任。
骑着毛驴修长城
1945年日本投降，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梁思成提出，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专门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工作。罗哲文获梁思成特许，破格成为中国建筑研究所的研究生，同时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助理。罗哲文还协助梁思成编印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00多页的书，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油印，罗哲文就在钢板蜡纸上一笔一画刻写出来。
1950年，27岁的罗哲文调到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他成了局里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1952年郭沫若提议开发长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这一修就是几十年，长城，成为罗哲文一生魂牵梦萦的事业。
长城经历两千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他选择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3个重点段落，展开艰苦的实地勘察，每天骑着毛驴上山，经常和衣睡在荒草地里。3个月后，罗哲文拿出一份八达岭长城维修计划。梁思成抱病看完罗哲文绘制的草图，在图上批了“整旧如旧”的意见。“老师提的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文物维修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不要用洋灰……‘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1953年国庆节，修缮后的八达岭长城向游客开放，罗哲文和他的小毛驴又开始向嘉峪关、金山岭、慕田峪等地进发。金山岭长城是单面墙，罗哲文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一只山羊一次只能驮两块砖。他还爬过很多险隘之地，“有一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曾经差一点摔死了。”
1984年，邓小平为长城保护工作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1985年，罗哲文和另外几位专家共同起草报告，申报长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直到2003年，罗哲文还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带领考察团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代长城遗址，并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一生为长城奔走，罗哲文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为保旧城上书周恩来
1954年初，有一天罗哲文突然接到郑振铎的通知，让他赶快去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罗哲文知道，这是为了保护北京旧城，漫长而艰难的战役。他的老师梁思成，在解放军进城之初就呼吁，一定要尽力保护旧城古建。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热潮和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面前，旧城被大面积拆除，师生俩都心痛不已。有一次中南海里盖新楼，要占清音阁那块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要求，请国家文物局的同志先来鉴定一下。罗哲文就代表文物局前去勘察，认为清音阁是珍贵的文物，如果一定要拆，最好把物件分类编号，异地恢复。这个意见获得批准，清音阁最后搬到陶然亭公园重建，成为新中国最早异地搬迁的文物古建。
但是同样珍贵的北海团城，遇到拆迁令，就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有领导人认为，北京城要改善交通，马路一定要笔直宽阔，团城挡了路，要拆。罗哲文找梁思成想办法，梁思成请了苏联专家参观团城，上书说情也不行，最后一直惊动了周恩来，才决定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数十米，计划要修的马路也顺势南移，这才避开了团城。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古建再遭劫难。有关部门下令，为了修地铁，需要拆掉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遗址。已被批为“臭老九”的罗哲文急坏了，自己带着相机和测绘仪去建国门测绘摄影，又联合北京天文馆的专家，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又以“革命群众”的名义，把报告转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下令地铁施工绕开古观象台，还专门拨了一笔经费，用于古观象台的地基加固。
“文革”风雨中，罗哲文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批古建筑免于破坏，但更多的珍贵文物遗址还是被砸毁拆掉了。他自己也因为几次向周恩来上书，被造反派盯上。造反派从罗哲文的档案里发现，罗哲文父亲罗树培当年是靖国军里“手持双枪”的营长，而江青说过，小说《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是土匪”——“双枪”胡乱一联系，罗哲文就被打成了“土匪的儿子”，遣送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为保护古建和长城一生奔忙
《罗哲文传》作者张海燕认为，罗哲文对中国古建筑保护工作的贡献，绝不逊于他的老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愿意说梁林，是因为梁林的身上光环太多了，而罗老先生没有。这个时代，很多人会‘选择性遗忘’，而我希望，我们能把罗老记住得久一些。”
罗哲文生前似乎对此不以为意，他曾手书一幅字，写的是梁思成的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晚年罗哲文恰如诗中所述，像年轻时一样四处奔忙，一刻不愿停歇。在推进文保工作的策略上，罗哲文与梁思成不同：梁是“泣血痛哭”，罗则赞同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办法，努力推进更多“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想的是“多保护一个总比不保护好”。罗哲文的弟子马炳坚说，老人有时一早上要赶两个会，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可请他去开会的人“一半尊重他的意见，另一半只是听听，该怎么修还怎么修。”开完会回来，罗哲文有时会对马炳坚感叹一声：“我被当幌子了。”
他的无奈和遗憾还有很多——京杭大运河申遗、蜀道申遗、在日本奈良为梁思成塑像，是三件罗哲文生前想做而未完成的事。他一直记着北京老城墙被拆时，梁思成失声痛哭的样子：“拆城墙就像扒我的皮，抽我的血。”1969年有一天，罗哲文路过西直门，看到城楼上搭起了脚手架，大惊。一打听才知道，西直门瓮城被列为“破四旧”对象，要拆。罗哲文没办法，拿个相机每天去拍，眼看着城楼变瓦砾。那时梁思成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很多朋友和学生怕被牵连，都避而不见。罗哲文去医院探望梁思成，两人无语垂泪。
2012年初，北总布胡同24号院也被拆了，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病床上的罗哲文还在念叨，他原本以为这次拆房子，是要在原址上建梁思成纪念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