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爱情社会大讨论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
爱情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永恒话题，用汗牛充栋来描述对爱情众声喧哗的言说当不为过。关于爱情的说法很多，方式各异，但以个人参与讨论、以报纸连续刊载的方式呈现于公众舆论面前，首推20世纪20年代初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揭橥（读音“猪”）的“爱情定则”讨论，它堪称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1923年1月16日，张竞生在《晨报》上无意中阅读到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这则重大的社会新闻由编者特别加了按语：“北大教授谭仲逵于去夏丧妻之后，其妻妹陈某女士，因粤中事变，所入学校，陷于停顿，不得已来京转学。陈在粤时，与广州公立法政学生沈厚培相爱，缔结婚约。陈到京后，即寄居于谭宅相处日久，谭竟时有不当之处，陈屡欲迁居，均因强留不果。其后陈获重病，谭服侍异常勤。日久，遂达得与陈结婚之目的。沈得此消息后，乃来京访陈。相见之后，陈即恸哭。昨日沈致函本社，述其经过，嘱代为发表。本社以其于社会道德颇有关系，特为披露于后。”其后就是沈厚培致书《晨报》的全文，备述沈陈情变的详细经过，并诿过于谭熙鸿（仲逵）横刀夺爱，谴责谭熙鸿道德沦丧，有辱斯文，请求舆论界主持公道。
读到这个消息，张竞生深感意外。这件事太具震撼力，对爱情素有研究的他对此格外关注。
谭熙鸿是张竞生的故交。辛亥首义成功时，张竞生是南方议和团的秘书，谭熙鸿是南京临时总统府的秘书，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同僚，民国政府派遣首批稽勋留学生，张竞生和谭熙鸿是留法的同学，学成归来后，他们又是同时执教北京大学的同事。因此，张竞生对谭熙鸿的家事颇为了解。在法国留学时，他们曾经住在一起，但因为彼此的性格、志向、行为方式迥然有异，虽和睦相处，却也从未成为知心朋友。后来，谭熙鸿与陈璧君的妹妹陈纬君在法国结婚，谭熙鸿遂与汪精卫成了连襟。张竞生有时到汪精卫家里闲聊，偶尔也能互相见到。及至到了北大成为同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1922年3月12日，谭熙鸿夫人陈纬君因产后咳嗽不止，进入法国医院调养，不幸在医院中又染上猩红热症，数症并发，遂于3月18日晚在医院去世，时年26岁。谭熙鸿与陈纬君结婚6年，伉俪情深，陈纬君遗下两岁的儿子伯鲁和襁褓中的女婴小纬。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
6月24日，张竞生与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李四光、沈士远、肖友梅、王世杰、丁燮林、李圣章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谭陈纬君夫人行状》，简介生平，称颂美德，寄托哀思。
一个女子的去世，获得这么多大师级人物的哀挽，虽为士林风气，究属不可多得。逝者长已矣，生者却还得把日子继续过下去。谭熙鸿既任校务，又兼教职，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转眼到了秋天，在广州执信学校就读的谭熙鸿的妻妹陈淑君，因发生陈炯明叛乱，广东政局不稳，无法继续在广州求学，就辗转北上。
有一天，张竞生在学校里遇到谭熙鸿。见谭熙鸿虽然精神尚可，但脸色仍旧苍白。张竞生关切地问及近况，谭熙鸿却告诉张竞生，他已与陈淑君订婚，不久就将结婚。
张竞生略感意外，但随即恭喜谭熙鸿喜得新妇。沉吟了一小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劝告谭熙鸿暂缓一两年再结婚为好，这样可以使他的身体恢复得更结实些。况且，谭熙鸿说陈淑君也有病在身，就更需从长计议了。张竞生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他还极力向谭熙鸿游说延迟结婚的妙处：在已订婚未结婚时，男女间另有一种“不敢放肆”的情趣，他们互相展示各自的优点，尽可能把缺点藏起来，而这种情感的忽阴忽晴、捉摸不定则进一步强化了爱情的神秘性，并放射出生命的奇异光芒，这种景象不是婚后所能领略得到的。张竞生说得天花乱坠，谭熙鸿却报以无奈的一笑。谭熙鸿说，因为前妻遗下两个小孩，加上家里有许多事无人料理，他已焦头烂额，所以不得不快点结婚，否则家将不家矣！
此后又是多时不见。张竞生没想到竟然是在《晨报》上得到谭熙鸿结婚的消息，而且是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因此，他格外留意着《晨报》的新闻。果然不出所料，就在沈厚培投书的第二天，陈淑君便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窃以婚姻一事，纯属自由，何能勉强。今淑与沈君既无婚约之预定，与仲逵结婚，又纯出双方之志愿，而沈君竟以要求不遂，捏造事实，并伪作书信，希图破坏他人名誉，此种行为，淑所不取。且贵报竟据一面之词，不详究事实，为之披露，并加按语，似非忠厚谨慎之道。淑今切实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本乎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
两则启事，针锋相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得张竞生满头雾水，一时不明所以。沈厚培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除了在《晨报》上将陈淑君所致的谭陈经过的事实的函件披露之外，还把载有陈淑君在谭某家致沈函中提起婚姻一节印成传单，广为分发，以此来进一步破坏谭陈的名誉，并表明陈曾经是多么爱他的情形。
谭熙鸿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陈淑君是汪精卫的小姨子，两家都是社会名流，事情又刚好发生在北大。当此之时，新旧思潮冲突最尖锐最激烈，而斗争的焦点又集中在家庭婚姻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切的社会问题，皆发源于家庭；而所有的家庭问题，皆由婚姻事件而产生。因此，谭陈沈三角关系消息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批评铺天盖地而来。
张竞生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有心人。他发现，事件的发展颇有些蹊跷，沈厚培既是一个当事人，行事却很有章法，找报馆、登报纸、发传单，步步为营，推波助澜，一切似乎都成竹在胸。倘没有高人指点，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断难做得这么滴水不漏。张竞生怀疑沈厚培背后有推手。于是，他找到了《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孙伏园承认是陈璧君介绍沈厚培来找他帮忙的。
原来如此，陈璧君是这场闹剧的导演，虽始料不及，却也在情理之中。谭熙鸿与汪精卫作为连襟，一直十分相敬，但与陈璧君关系不睦却由来已久。陈璧君是富家之女，谭熙鸿是平民子弟，两人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大相径庭。许多革命志士流亡南洋时，多吃住在陈家，老同盟会员、陈母卫月朗照顾备至，临行还送路费。陈是大小姐，自视高人一等，对人极不尊重，对那些志士随意差遣，一不顺心即呵责，把他们当侍从食客看待。谭熙鸿对陈璧君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有时当面提出批评，双方各不相让，屡起冲突，势成水火。陈纬君去世后，陈璧君以为谭陈这门亲戚关系可以就此了断，不料另一妹妹陈淑君北上求学，婚事自主，又阴差阳错地嫁给了谭熙鸿，谭不折不扣地成为陈家双料女婿。这是陈璧君最不能接受的结局，她怒不可遏，遂煽动陈淑君昔日的恋人沈厚培赴京兴师问罪。一时间，谭、陈联姻被冠以“A先生与B女士事件”，经各方媒体炒作，由北京到上海，波及广州，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张竞生实在看不下去，于4月2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公开为陈淑君辩护，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经过阐述之后，以四定则来衡量和判断陈淑君的爱情选择，张竞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鲜明地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这在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现实社会，不啻是一支战斗的号角！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理论一经刊出，舆论大哗，颇有振聋发聩惊听回视的效果。《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话题，主动出击，一手策划了在《晨报副刊》的系列讨论。从1923年4月至6月，短短两个月内，孙伏园就在该报组织发表了讨论稿件文章24篇，信函11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而据舒新城统计，京沪青年之持反对论调者极多，见于文字者已有百余篇。
“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们猛烈抨击旧式无爱的婚制，热切呼唤恋爱革命的到来。但当婚姻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国人却大都表现出南郭先生的心态。在众多讨论文章中，只有童过西、谭树槐、马复、王克佐等少数几篇文章支持张竞生的意见，其他文章都成为“旧礼教”的代表，而且反对者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不能不视为是一种吊诡的现象。
在经过两个多月纷纷扰扰的论战与是否继续讨论的犹豫后，张竞生撰写了《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近两万字长文，分上下篇于6月20日和6月2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他郑重声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许多无道理的攻击，我对于陈女士和谭君唯有诚恳的道歉。”随后，张竞生就讨论文章向他提出的问题，择要分为四项予以逐一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