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登顶世界七大洲所有最高峰的人是王勇峰
中国第一位登顶世界七大洲所有最高峰的人是王勇峰
王勇峰1963年生于内蒙古集宁，中国著名登山家，国际登山健将，中国登山协会对外交流部主任，兼中国登山队队长。
1984年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原武汉地质学院）研究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11年中，他完成了中国人首次登上世界七大洲所有最高峰的壮举，达到了一个登山者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
“登山，其实是一项很安全的运动；但是，在攀登过程中，总会发生许多不可预知的事情，这一点，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每次下山后，地面上的每一棵绿草都让我感动。有时，我真想紧紧拥抱一棵大树；有时，我甚至觉得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是幸福的。生命最可贵，平安最幸福。经受的死亡考验越多，我对此的感受便越真切。”——王勇峰
1963年，王勇峰出生于内蒙古集宁（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市）。小时候，他是个非常贪玩的孩子，可是，让家人感到迷惑的是，这个孩子并不爱玩别的孩子喜欢的游戏，而是有空就往山上跑。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王勇峰喜欢爬山，也喜欢看山。山上的葱葱林木，悠悠鸟鸣，还有那些在林中嬉闹的各种小动物，都让他感到惊奇。山上真是太好玩了：可以到处漫步，上树捉鸟；玩累了，就爬上大树，眺望远山；这座山看够了，再跑到下一座山，欣赏新的景致。
这样，集宁地区大大小小的山都被他爬遍了。最后，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可做，王勇峰就跟一群孩子们去地里偷摘西红柿和黄瓜，塞在T恤背心里，把小肚子撑得鼓鼓的。见了他们的怪模样，老乡们都忍不住笑，也顾不上去指责这些小淘气了。
王勇峰和山有缘，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学校要组织登山队，王勇峰找系里，找团委，到哪儿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上大四时，一个中日联合登山组织到学校里招队员，当时有200多人报名，最后选中了3人，王勇峰就是其中一名。毕业后，王勇峰真的进了国家登山队。在中国登山队这个英雄集体，老一辈登山运动员不畏艰险、为国争光的壮举深深地激励着他。
1988年11月25日，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地球上离南极最近的一个城市。机场上停着一架退役的军用运输机。候机大厅里，王勇峰和他的搭档李致新正准备登机。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第一次赴海外登山，与美国人联合去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在飞机上，飞行员微笑着递过一份美国政府的声明：《给计划去南极的访问者的公开信》。上面写道：“那里环境十分险恶，飞行航程长，恐有不测，本政府对参加这次探险活动人员的生命安全不负任何责任。”
截至1987年，文森峰先后有美、德、加、日、韩等国35名登山探险家涉足，而中国人还没有攀登记录。
在王勇峰他们刚刚到达一号营地后，文森峰就变了脸。刚才还能仰望的山峰，转眼之间踪影全无，云层低得几乎压到了人的脚面上，狂风夹着飞雪向登山者袭来，帐篷一次次被风雪吹倒。
12月2日，突击文森峰主峰的日子。王勇峰和队友揣上几块巧克力，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出发了。没多久，他们就遥遥领先美国人。前面出现了三座高峰，观察后他们认为其中较高的就是主峰。没想到，当他们攀上了顶峰拍照片时，发现镜头里还有山峰。原来他们把文森Ⅱ峰当主峰了。突击顶峰的路更加艰难，尤其是最后一段近70度的冰坡，闪着寒光立在他们面前。这时，他们已经攀登了近十个小时，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在标志着胜利的高峰面前，他们没有停步，采取“之”字形迂回向上攀登，每一步不足20厘米。他们终于站到了峰顶，王勇峰和队友高高地举起了五星红旗。他们成为登上南极最高峰的第18人和19人，也创造了在最短时间内攀登主峰和Ⅱ峰的世界记录。
世界上许多登山家都把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作为自己的目标，加拿大登山家马罗用9年时间踏遍了七大洲的七座最高峰。王勇峰和他的搭档李致新在文森峰定下目标：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王勇峰用了整整11年。当他们已不再年轻的时候，亚洲的珠穆朗玛峰、南极洲的文森峰、北美洲的麦金利峰、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峰、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大洋洲的查亚峰，终于被他们踩在了脚下。他们成为第一批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中国人。
在王勇峰的登山经历中，最难忘的要数1993年登珠峰，那一回王勇峰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那次是海峡两岸首次联合攀登珠峰。
冲击顶峰的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的六号营地向突击营地运动。跟在王勇峰后面的台湾队员没节制地吸氧，很快就把氧气吸完了。他走不动了，恳求王勇峰把氧气让给他。在海拔8000米高度把氧气让给别人，就意味着选择了危险。但王勇峰还是把自己的氧气瓶递给了台湾队员。
冲击顶峰的时刻到了。由于前一阶段缺氧，在距离“第二台阶”不远时，王勇峰突然感觉右眼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一只眼目测不准，一步迈不准，就有可能坠下山去。“绝不放弃登顶的机会，死也死在峰顶上。”王勇峰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愣是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到了山顶他已是精疲力尽。一个叫加措的藏族队员见王勇峰的氧气已经耗尽，就把自己的氧气给了他。此时的王勇峰由于缺氧反应迟钝，在换瓶的操作中竟将这瓶珍贵的氧气掉到山下。没了氧气加上右眼失明，王勇峰眼睁睁看着其他队员走得越来越远，他只能摸索着往回走。
珠峰“第二台阶”是个陡壁，足有90度。王勇峰小心翼翼地挂上下降器，顺着金属梯慢慢下降。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右脚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王勇峰本能地抓住绳子，阻止了下坠，但人却头朝下挂在了半空。
王勇峰在半空中挣扎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翻过身来。恍惚中，王勇峰默念着：一定要下到七号营地，否则就会冻死在路上。是毅力支撑着他。往山下走的路非常艰难，当时从8700米高度到达顶峰用了4个小时，可从顶峰回到8700米的路上王勇峰用了7个小时还没走到。他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动着，突然，正前方8600米处有一小块红布在风中飘动着，那是营地！到了营地，他居然在帐篷里找到了三个还剩半瓶的氧气，他拚命地吸起来。在8600米营地，他熬过了饥寒交迫的一夜。
按照登山惯例，登山人员24小时找不到就宣告为失踪，此时和王勇峰失去联系已达28小时。大本营在派出救助人员的同时，还不断用高倍望远镜向山上望。5月6日快11点的时候，望远镜中出现了一个小红点，那是从七号营地爬出来的王勇峰，大本营里一片欢呼。王勇峰得救了，但也付出了三个脚趾被冻掉的代价。
复原后，王勇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登攀。
1994年，王勇峰与校友李致新又向南美洲安第斯山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峰发起挑战，并成功地抢在暴风雪来临之前，登上了山顶。
1998年，王勇峰与李致新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那一次，尽管意外经受了一场三年不遇的暴风雪袭击，他们还是勇敢地完成了这次攀登。
1999年，王勇峰与校友李致新准备攀登大洋洲的最高峰，查亚峰。为此，他们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几乎每一个试图攀登查亚峰的人，都要这样苦苦的等候。第一个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目标的加拿大人马发，也曾为登查亚峰而等了17个月。
在王勇峰他们出发前，人们一般认为查亚峰比厄尔布鲁士还容易攀登，其实，登查亚峰所需的技术难度，甚至超过了珠穆朗玛峰；因此，尽管只有相对700米的高度，两位登山家往返查亚峰的时间，却整整花了16个小时……
王勇峰成功了，11年间所订下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可是，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并没有让王勇峰与队友李致新沉迷在昔日的成功幸福中。明天，他仍愿意接受新的挑战。
当王勇峰微笑着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死里逃生故事时，有的听众大概会感到好奇，为什么，他的运气总是那么好呢？其实，王勇峰的成功，与运气无关。
攀登珠峰那一次，如果没有超人的毅力，他不会在失踪28小时后重返营地；几次成功之后，如果开始追求生活享受，他不会成为首位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华人；在每次的攀登中，如果没有队友的生死与共，他不会战胜一次次的困难；在攀登的全过程中，如果没有对生命与自然的挚爱，他不会体会到自然的美妙与挑战的快乐。
一位作家在采访王勇峰后写道：我对登山家的生活有了质感的认识。“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所有的诗意就在于它的朴素，把听者全部的遐想钉在那高处。没有了喧嚣，没有了零碎，没有了表白，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愿望，纯净的上升。
正如作家所说。王勇峰在踏访高山险峰的过程中，也渐渐磨练出一副山的胸怀：豁达、坦诚、有韧性。他说登山的人经过了死亡、危险、困难的考验，下山的时候，看到第一棵绿草就非常激动。回到北京，最想吃的就是先来两碗炸酱面。当然，在近20年的登山中他更悟到了做人的真谛，以一种坦诚去面对名与利、得与失。
对喜欢勇攀高峰的王勇峰来说，每实现一个攀登目标，经历一次生死考验，对山的感情便越深，对生命的价值也就体会得更深。他说：“每次下山后，地面上的每一棵绿草都让我感动。有时，我真想紧紧拥抱一棵大树；有时，我甚至觉得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是幸福的。生命最可贵，平安最幸福。经受的死亡考验越多，我对此的感受便越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