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早的以诗评诗出自杜甫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随着诗歌题材的开拓与诗歌体裁的完备，到了唐代，诗歌创作呈现高度繁荣的局面。在曹寅主编的《全唐诗》中，可以清楚看出诗歌成熟辉煌的景象，不仅有李、杜、王、孟等各具擅场的伟大诗人，帝王、将相、乃至娼妓歌女、甚至是贩夫走卒，也有不少佳作流传下来。随着创作环境的发达，谈诗论艺成为社会风气。评论诗歌的著作也就源源不断产生。
以诗论诗是其中一种方法，谈诗评诗的体裁不拘一格，最常见的是四句一首的绝句诗，每首谈一个问题，再将多首论诗绝句缀成一组诗。如此一来，既有对个别问题的想法；也表达出完整的艺术见解。文学史上有不少大家熟知的论诗绝句，如元好问、王士祯、袁枚等人的作品。而最早使用这种评论方式的是杜甫。
在这些著名的论诗绝句中，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他共写了6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理念；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
著名的《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以诗论诗，辞简义精，可谓是杜甫诗论主张的集中体现。更是对关于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这一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的深入探讨。
六首诗作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后人也称这六首诗为《论诗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后两句在文革期间，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来批判对手。第一，解气；第二，顺口；第三，显得有学问，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却没有什么政治，倒是很文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诗歌的创作理论。
杜甫认为，这四位初唐诗人的作品，是那个特定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只能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初期出现。后人在研究这些方兴未艾的作品时，切不可以背离时代背景，罔顾客观条件，而“轻薄为文”，来哂笑前人的。
王杨卢骆这四个字，谁前谁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计他对此不感什么兴趣。只有那些没出息的，没起子的，很无聊的，很委琐的，已经混出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两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进私货。杜甫论李白，“白也诗无敌”，一句话就完了。要放在这班货色手里，肯定还要加上一句，“稍稍逊色我”。所以，凡文学排行榜，都是一种小人行为。
因为，好与坏，不用比，好与好，无法比。李白和杜甫，谁更好些？《蜀道难》、《将进酒》和《三吏》、《三别》，孰分高低？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一书中，说得再透彻不过。“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图在排行榜上来月旦，来雌黄者，无不怀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杨卢骆，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当过盈川令的杨炯，便酸不溜丢的。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那时的文坛，和今天也差不多，面临着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序论》中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勃）杨（炯）为之伯。”隋陈的绮丽风格，已经过时了，盛唐的雄大气象，还没有开始，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初领潮流，唱出先声，蜕变文风，一新耳目的王杨卢骆，便成了风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据《旧唐书》，这个杨炯11岁就举神童了。看来神童不好当，十个神童有九个要被美誉所捧杀，被声名所扼杀。过早的成功，过度的吹嘘，和过分地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剂毒药，把他坑了。于是这位神童醉心于虚名的追求，甚于艺术的完善。只知道终日眼红他人的才能，而不明了自己的每况愈下。
杨炯嫌当时文坛对他不够热烈，排名在王勃的后面，是对他的冷落。神童当惯了，当出一身毛病，没有人簇拥着他，没有人给他唱赞歌，一天也过不去。在这种病态心理的支配下，这位先生居然自己动手，抬爱自己，如时下有人总爱在报章上，在网络上，在博客上，自吹自擂，自怜自恋一样。《旧唐书》说他：“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那时候，要是有各类媒体为之炒作的话，就省得杨炯这么费事了。
所以，他特别恨那个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老实讲，此公诗的造诣，在四杰中最缺乏创见的了。词藻虽然华丽，内容却很贫乏，由于贫乏，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重复自己。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里选了他两首五言，很遗憾，意旨、手法都差不离。论者评他跳不出陈、隋遗风，拿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气息吧？
他在《从军行》里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意思是说，哪怕到部队去当个连长，也不再写作了。这大概是在文学的竞争中，屡屡败北的感慨吧？写不出东西，尤其写不出好东西，硬要人家承认你是诗人，是作家，是大诗人，是大作家，那是枉费心机的事。即使当时主持文学事务的上官婉儿，给武则天奏上一本，封他一个种子作家的名号，难道读者就会买账了吗？
后来，求名成疾的杨炯，还真有一点变态，一写文章，来不及地拉名人陪绑。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里，说“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
现在已无法找到他这种热求名位的性格，如何闹到为人所诟病的地步。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凡执着于成就的大小长短者，凡计较于名声的高低前后者，而又写不出什么东西，或虽还不停炮制，却再也写不出什么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这样的文人，必折腾，必生事，必裹乱，必闹笑话。
过去如此，现在也不能不如此。
因此，杜甫笔下“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其中“当时”二字，这种角色定位，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在你或长或短的一生之中，能做的，做了，该做的，做了，做得好，还是差？做得多，还是少？做得有价值，还是做得无意义？就留给时光去判断，留给后人去评价吧！
阁下已经做了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尽到“当时体”的责任，也就够了。然后，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豁然，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岂非一大快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