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黄色歌曲”是商代的“靡靡之乐”

现在人们一般将不健康的书刊、歌曲称为“黄色”，这种说法来源于美国。

据说，19世纪美国有两个报业资本家为了赚钱，在他们所办的报纸上竞相登载低级趣味的连环画，“黄色孩童”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黄色报纸的起源。

后来，人们就以“黄色”来象征腐化堕落。

专门刊载色情、仇杀、犯罪的新闻，被称为“黄色新闻”；歌曲中的靡靡之音，就称之为“黄色歌曲”。

中国最早的“黄色歌曲”真正的名字正是“靡靡之乐”，起源于商代。

当时，传说有一个叫师涓的乐师，他专门从事收集、整理乐曲，并能演奏动听的乐曲。一次，残暴的商纣王把师涓抓去，要师涓专门为他演奏。可师涓演奏的乐曲都不合纣王的口味，纣王要杀死他。

师涓觉得象纣王这样的的暴君，怎么能理解激发人们斗志的好乐曲呢？他冥思苦想，创造出一种名叫“靡靡之乐，北国之舞”的歌舞来应付纣王。纣王听了却很高兴，免师涓一死。

从此，纣王整天陶醉在这种歌舞之中，没有心思治理国家，不久便被周武王打败了。从此，那种软绵绵的使人丧失斗志的音乐歌舞就被称为“靡靡之音”。

在春秋时，孔子也界定和批评过“黄色歌曲”，他把春秋时郑国的音乐归为此类，说“郑声淫”。

“郑声淫”一般认为，是郑国音乐淫秽的意思，用今天音乐审查术语来说，就是“黄色歌曲”。此说出自中国的大圣人孔子之口：“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段“孔子曰”见于出于《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卷八），可以这么来理解：应查禁郑国的音乐，远离奸佞小人；郑国音乐淫秽，奸滑的小人很危险。言下之意，听些郑国的黄色歌曲，好人也会变坏。

孔子怎么想起这事的？原来是孔子最青睐的弟子颜渊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作为老师的孔子遂说了这番话。虽然孔子仅是拿“郑声”来比喻治国之道，但却被儒学界认为是孔子斥责非正统音乐、诗歌的行为，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一起“黄色歌曲”之争。

当时“雅乐”被看成优秀歌曲，是当年的“主旋律”，周时代，在正式场合要演奏《韶乐》、《舞乐》这些音乐，才被视为正派。而“郑声”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不只如此，还会被当作一棵“大毒草”，要遭“打黄”的。因为诸侯国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喜欢当时的主旋律，孔子便感慨万分，认为是“礼乐崩坏”，国将不国。

郑声，到底是何“声”？以《先秦诗经学史》的观点来说，“郑声，又称郑卫之音，是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术语。”

“郑卫之音”，其实是郑国和卫国当年民间歌乐，即今天所说的民歌，是流行音乐。《诗经》中的好多诗歌，就是当年流行音乐的歌词。

这些诗歌，有许多都是表现青年男女求偶交往的故事，充满大胆的火辣辣的爱的表白。情欲是天性，这种淋漓尽致的情欲之歌，的确很容易让人沉醉，当时魏国第一位诸侯王魏文侯听了“郑声”之后，十分痴迷，都忘记疲劳了，此即《礼记-乐记》所记的、魏文侯问孔子弟子子夏时所说的话：“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诗经》共录有先秦时代诗歌305篇，故有“诗三百”之称。其中《国风》达160首，超过半数，涉及14个方国的民歌，这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而《郑风》、《卫风》各有21篇、10篇，合计31篇，接近《国风》总篇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郑卫之音”在当年是相当广泛影响和广泛群众基础的。

“郑卫之音”如此受欢迎，却被评判为“黄色歌曲”，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氛围相关。

当时位于今河南省境内的郑国和卫国，在早期是殷商民族聚地。周武王灭商后，在这片地域分封了几个诸侯国，分散商民力量，以防其作乱。但后来该地还是作乱了，平叛后这块地方被分封于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并予永久监管。因此，周人对郑卫这块地方是敏感的。

所谓“郑卫之音”，实是商朝音乐、前朝遗声。殷商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受商纣王奢靡享受之不正上梁的影响，娱乐放纵是他们的必选，商代就是在这样的“歌舞声中”遭周人灭国的。因为有此背景，商乐便成了亡国之声，是靡靡之音、不祥之音，周人希望远离之。为了吸取商亡国的教训，周朝创作、推出了自己的主旋律，这就是受孔子等正统学者推崇的一系列“雅乐”。

对于算不算“黄色歌曲”，这要随着社会发展与人文环境的变迁来对待。在比较原始、开放的部落时代，狂野之歌适合那种环境，但在讲究礼节的时代，整天把“亲亲”、“乖乖”挂在嘴边，哼着唱着不能不说有煞风景。在和平年代，我们可以小曲飘飘，但在战火连天的局势下，还唱软绵绵的温柔乡真是让人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无奈。

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有首著名的歌曲被称为典型的“靡靡之音”，这就是《何日君再来》。1936年，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的歌舞片《三星伴月》，由周旋等担任主演，导演方沛霖特别约请刘雪庵为该片配曲。刘雪庵就把当年7月在毕业茶会上即兴创作的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交给导演方沛霖。方沛霖请《三星伴月》的编剧黄嘉谟填了歌词。于是，经“金嗓子”周旋首唱后，这首电影插曲立即风靡了整个上海。

日本侵华，不仅是军事侵略，而且要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的意志，于是，《何日君再来》被选中，1940年，李香兰（山口淑子）灌制了华语和日语两种版本的《何日君再来》，还在她主演的日本侵华电影《白兰之歌》和《患难之交》中演唱了这首歌。李香兰是地道的日本血统，因为一直生活在中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被当时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包装成中国歌星推出。

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流传到日本军营，居然也大受欢迎，人人传唱，但很快日军司令部就下了禁唱令，理由是“靡靡之音，涣散军心”。国民党也把这首歌曲视为靡靡之音，蒋介石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所有唱片就地销毁，电台也不准播放。而共产党方面更是认为这首歌在全民抗战形势下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港台歌曲也放开了，大家趋之若鹜，争相传唱。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更是传遍大街小巷，人们也听了，也唱了，就是觉得好，也没觉出哪儿不对。很多人为《何日君再来》鸣冤叫屈。

但放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背景下，连敌人都觉得需要激进的振奋人心的歌曲，而不是浪声小调，更何况需要抗日救亡求生存的中国人民呢？所以，《何日君再来》当时被定为靡靡之音很有道理。

虽然情欲是天生的，但人生不能只陷于情与欲的放纵，应该有更高尚的人生追求与信仰。因此对待“黄色歌曲”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不能因为是统治阶级禁止的就觉得一定管制无理，也不能因为是来自民间，就可以放纵俗艳，俗中也有很多丑的东西。